我想给你讲两个有关911的故事
它们是我从别处看来的:
一个美国老人,孤独的住在曼哈顿一间破旧公寓里。早晨起来,他扭亮电视,开始锻炼身体。他家窗台上有一株盆栽,是他老早故去的妻子种下的,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已经开始枯萎。
忽然,挡住了阳光的那两幢大楼的其中一幢矮了下去,不多久,另一幢也消失了。阳光随即打在窗台上,植物活了过来,老人木然许久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中东某座废弃的旧砖窑,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和满脸鼻涕衣衫褴褛的孩子挤在这里。那个女教师正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解释发生在世界另一边的911事件。然而,孩子们既不懂得什么是飞机,也不懂得什么是双子星大厦。那位老师在努力的打着比方,却始终不能完全说明白。
这不是两则寓言,它们的含义也都浅显易懂:这个世界上的人群在背景、观念、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只有发生某种震撼人心的事件,才会把事件影响范围内那些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心灵联系在一起。然而,维系于重大事件的彼此关注本质上仍然不够强大,因为这种关注缺乏基于日常生活的持续驱动力。
我们的日常生活培育了人们彼此不同的既定观念,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会透过这副眼镜的过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某种观念的俘虏。于是有人附庸风雅,在午餐会上引用亨廷顿之文明冲突论大谈特谈911对世界格局影响;有人仍旧只看到硬币的一面——坚定认为是罪恶的美国政府害死了美国人民,抑或彻底相反,认为恐怖主义才是真正全球公害以及正义美利坚必胜;还有的人将巴格达的轰炸、关塔纳摩虐囚和911的人员抢救做出对比,极力主张“对自己人要仁慈,对敌人要绝不留情,以及表面要做到伪善”。
只是,兰亭集序里说:“死生之事大矣,岂不痛哉?”,佛家更讲花报果报,生死死生。面对911这个如此热烈的话题我不准备更多讨论,只是会偶尔感慨逝者如斯,死者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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