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有三个有关我们和你们的故事，它们的主角都是台湾人。

第一个发生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一辆普通的出租车上。
今年二月，我去台湾参加了一次辩论邀请赛，我们的住地就在台湾高等法院的旁边。巧得很，当天陈水扁正在出庭受审，当时我们正好需要讨论台湾地区竞选经费是否应当设置上限的问题，于是我和另外两个队员就聊到了陈水扁的政治献金问题，以及这个例证应该怎样被引用等等。
猛然间，那位司机发起火来。她用软绵绵的国语连珠炮一样向我们发难，并指名道姓的大骂台湾的领导人：“你们以为这里是你们的地方？你们觉得我们是你们的一部分？你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的事情？……陈水扁他不是个好东西，但你们以为我们会觉得马英九好吗？拿黑金，哪个不一样？马英九干净吗？他只是在进行报复罢了，你们倒以为他是好人了？……我们台湾人，都看不起马英九。你们陈云林一来他就矮人一等，不敢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你们陈云林自以为是老爷，连握手都不肯和善一些。马英九为了见老爷清空一切示威。他就是大陆口中的一口痰。”
“一口痰”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朋友问我，我想了挺久，大概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在大陆眼里，陈水扁就是喉咙里的一颗瘤子，碍手碍脚随时恶化，想吐却又吐不出。换了马英九，一口痰总归好过一颗瘤，而且必要的时候，吐掉就好了。
她这段话一下子让我感受到我们和台湾之间如此深刻的隔阂。
无论是看外表还是听她所描述的观点，她都不像是一个铁杆绿营支持者。我想，她只是厌恶自己被某种外在力量诠释、操纵以及误解。
她是一个30多岁，普普通通的台北出租车司机。

第二个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活动主办方——国民党青年团的一个官员走到我身边搭起腔来。他笑嘻嘻地说：“看，其实北京的大院子里都是空的，玉白菜、红烧肉、毛公鼎这些真正的精粹都在这里。”他接下来说的是：“我们走的时候把东西都带来了，你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为之气结，很想顶上一句：“没准二十年后是谁的”。不过想想又何必，只是过过嘴瘾更被人瞧不起，于是只是笑，说了句：“嘿嘿，过去未来，都不一定的嘛。”
而他，是国民党青年团专门负责青年学生活动和宣传的高级干部。
事后我和那个世新大学的地陪小丫头偶然聊起来这回事，那个小丫头一脸惊愕，嚷嚷道：“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什么我们你们的啊？”。但是从那张不懂伪装的脸上很容易看得出，她只是对那位干部的张扬跋扈以及说出如此刺耳的真实感到不满，而不是真个觉着这句话存在着什么对真实的扭曲。
她，是台湾世新大学普普通通的一个二年生。

第三个发生在我外公的姐姐一家人招待的饭桌上。
我外公的姐姐、姐夫在49年时逃离大陆，原本是要投靠在日本的大姐，后来在开往高雄的船上被人偷掉了随身金条，就只好在高雄一路生活下去了。后来他们回到大陆做生意，大家又熟络起来。
那是2004年台湾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在餐桌上意外聊到这个话题。我外公的姐夫——这位接近九十岁的老人家操着山东腔先开了口。他说，陈水扁这个人太不地道，台湾从郑成功赶走红毛就是中国人的了，他搞什么独立？人品又差，光明正大打不过别人，就找人往自己肚子上开一枪，真是不知耻。
老人家儿子的兴趣点明显不同，他紧接着搭腔：是啊，你看看这人在台上四年，台湾原地踏步也就好了，结果是大踏步后退。从来没人见过倒着走路可以走这么快的。躺在棺材板里不挡路就算了，你还占着茅坑让能人上不来。
到了孙子辈，那个比我只大5，6岁的年轻人明显觉得气氛紧张，他瞅着我，想要插科打诨：算了算了，至少我们还可以下次选掉他，这至少比你们想选还选不掉要好，是吧？
我只能咳咳干笑，结果老人家就在我们你们这两个字眼出现的时候紧紧盯着他孙子的脸，让气氛更加紧张。我作为小辈只能马上站起来斟酒，说“哎姑姥爷，你看我们不用为这种人生气么，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这是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一个家庭里典型的三代人。

我们，和你们，这是两个立刻排排队分边站的字眼。每当我看到有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觉得对方也一定这么想；或是口出类似“你不变成‘我们’，我们就要消灭你们”这样恶形恶相的威胁语句时，我总是怀疑，那些口口声声要台湾回归的人们真的把对岸的两千多万人当作“我们”吗？
我记得，在改变族群认同的几样元素里，变动难度最低的是经济，其次是政治，然后是文化，最后是宗教。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对“经济力量可以改变一切”这种世界观笃信无疑。所以我们抛弃一切，手中只留下了经济这唯一一样工具。
只是这一次，在内战结束六十年以后，我们仍要执著的选用经济杠杆来组成一个貌合神离的“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