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在九岁那年冬天，她往家里的铁炉里面又添上了两块新煤，妈妈在睡午觉。等到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被煤气夺去了呼吸。从那一天起，她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于是开始仇视周围的所有人，打心底里觉得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她作弄同学，一直被老师和其他家长看作异类，没有朋友。

她家住在杂院里，院子门口有一株年岁很久的丁香花。一到春末夏初，那株丁香就开始盛放，散出悠远绵密的清香。
这株丁香是她唯一的伙伴，到了丁香花一枝枝开放的时候，她就会剪下几枝夹在一打厚厚的再生纸里印干，再用一小片透明的硫酸纸覆在上面，角落标注上采集的日期，最后剪下来贴到日记本里。

因为是家属大院，所以一直没有被动迁。她也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收集着丁香花枝，直到她大学二年级那年的夏天。

那天傍晚，她静静的看着自家门前那棵丁香树被铲倒，走回家，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字句：
“毁灭与被毁灭，用受害来与罪过相抵。
如果没有感情，我还有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了生活，我还有我自己。
所以一切都仅仅是等待着，被发生。”

在那一天，她第一次和对门那个乖巧的男孩有了交流。他晚读回来，在入夜昏黄的路灯投影下看到她，她拿着剪刀剪下最后几枝残破的花蕾，眼泪噗噗掉出来，一颗颗流过下巴颏，溅在蹲着的长裙上。她的眼眸明亮，在一刹那他被感动，冲动的拥住这个没说过话的女孩子。那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另一个人充满冲击性的力度和温暖，于是她回拥他。他看着她，那真的是一对明亮的眼睛。于是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眼睛不再明亮，那么，我会离开你。
离开这两个字充满触动，于是她不再说话，只是定定的看他白皙的脸庞。黑暗中，两个人紧紧相拥。

那是完全属于两个少年的感情，她给他起不同的外号，第一个是“死人”——因为你脸色青白印堂发黑，她说。他假意恼火。
假期里他们一起去郊游，去动物园，去海边。有时候他吹悠扬的长笛给她听，她画没有人的风景给他看。

两年以后，异国教授发来一封邀请信，希望他做助手。他开始没有说，直到她从他的同学那里听到口风。
你去读书，她说。
我不放心你，所以不想去，他回答。
你无论去不去，我都不再会和你在一起。
她和他道别那天，在日记本上又记下一句：
“这是一个不断告别的时代，于是，旧的故事早已落下，新的故事假意开幕。”

而后？而后她继续过着孤独的日子，尝试过和另一个充满伤害力的女子在一起，可是她总也不适应被控制和操纵的感觉，于是分开。然后租了三十年代新式洋房的一小间，在弄堂最里面，每夜伴着上下邻居压低调门骂孩子的声音入睡。
他总在新年、她生日和那株丁香被铲掉的日子里寄来卡片——有些是他旅行时的明信片，还有些是他去社区参加活动时学习制作的棉纸手工。他总能问到她的新地址，然后捎来一句简单的话：你还好吗？祝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但是她从来没有回复过。

在他们认识的第七个年头上，他回来了。
开始他们并未见面，然而突然一天，他叫她去他家里。一进门，那副花了他整整一个月时间准备的马赛克拼图就映入眼帘。图案是一个放躺的卡通版死人，在人形心脏的左边，是一句拼嵌出来的“I Do! You Do？”。而在心脏位置上，则是一枚闪闪发亮的红宝石戒子。
他将卡着戒子的那块马赛克拽了下来：第七年了，可以嫁给我吗？再不嫁，就要痒了。他说。
她笑着推了他一把，说，“你好烦，谁要嫁你，其实我想要一个镯子”。然而不经意间她突然发现，揭下那一小块长条形的马赛克以后，那句You Do的问号变成了叹号，终于一下子哭了出来。
于是她点点头。他将戒子套在她的手指上。
彼时她的手有着婴儿肥的浅窝，这几年下来，这双手变得瘦削，手掌和手指之间连接的浅窝消失不见。放平手掌的时候，可以看到手背上四条清晰坚毅的脉络。只有握起来，才可以从那绵软而倔强的温暖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不过眸子仍然明亮。

而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都以为是别人改变了自己，但故事的真相则是我们不断按照心底想要的样子挣扎，只是有时候可以幸运到遇见另一个人作为引子。

转载按：

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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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 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 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被熨过很多次的几件棉布衬衫在身上穿了差不多一整年，其中有两件已经被熨得泛起细小而质地不均的褶皱。即使这样也不愿换掉，因为已经熟悉每件衬衫的质感、袖口长短、以及纽扣的位置。这种熟悉穿在身上，就会变成一种温暖的触觉，而不像新衬衫凉飕飕的光滑。想起昨天和皞晨同学聊天，说到玉可以吸收人的精气，时间长，它就跟了你。其实我相信，不光是玉会吸收人的气质，一切相熟的事物都是——在一起久了，就成为你的一个分身，对你不离不弃。

今天下午在网上碰到蛮久不见的一个姑娘，其实这个姑娘是我挺喜欢的类型：圆圆的巴掌脸、外表清秀、内心又有执着，而且人也温和善良。
我说，五月就要离开香港，她问我以后是不是还回来，又说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算是有缘，然后话题就被心照不宣的岔开。这时需要转发给她一则短消息，这才发现从来都没记录下正确号码，难怪此前要约都石沉大海。
然后我突然笑起来，说：得，你看，这就是天意。
其实我还想说，这种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无缘，正是我和另一个同样忙碌于都市生活的微小生命之间的区别。

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快得没人能够完全理解。于是我们只能尽量宣传那些肤浅的表象，然后用希望和幻想来吹起一个个泡泡，用泡泡的绚烂反光补全变化的全貌。有时候，变化速度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一个不注意，那些唤起旧时回忆的地点都变了模样，于是能让人回想起过去的引子就只剩了气味。
国泰的办公楼建在赤腊角这座人工岛。晚上放工时，偶尔会闻到那种清冽的、混合冷空气和海水味道的淡淡腥气，这时候我总是一下子特别念旧——想起以前听着德彪西的月光，在海边看水面倒映出来的银白；单恋没有回应时大冬天傻了吧唧的跑操场；还有毕业以后大家一起去海边别墅打牌到天亮，一大早起来和同学在乡间小路上闲扯自己对于未来的宏伟想象。
但我们其中很多人也和这环境一样，头也不回的变了，不是吗？

所以，这个初夏想要去长途旅行——赶在一切没有变成千篇一律的乏味前，赶在所有私人化痕迹都被宏大的叙事感抹平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