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从回来就有人要游记，我一直写不出。因为一动笔写上几句的时候就发现，笔下的文字要么泛化成了旅行书的段落，要么就充满了自说自话的“体会”和优越感。看到灿灿更新了自己的日志，里面有我两张照片，就突然想写上一两句。

说实话，之前在路上走了这么久，我只是觉得自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只是，我看到了在都市同质化的生活中难以被观察到的另外一些面孔：

在我出生的山沟，一个老人因为无儿无女，所以被遗留在废弃的庞大厂区里做门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摇着一把破蒲扇，听已经走音的收音机。
在丽江，我遇见了一群从海南岛一路骑过来的青年，肤色黝黑、小腿健壮，每个人都在单车后座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驼包——他们的目标是拉萨。
在去泸沽湖的半路上，我路过几个四周被山峰怀抱的村落，村里面房屋稀落，但看到的脸孔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在昆明驼峰旅馆，我看到两个一直和鬼佬搭讪、出台的妖冶女子，口语极好。据说，她们在这里以此为生已经有了一两年历史。
在成都，我还认识了一个铁路局的中年男子，每年会用一整月的时间在西部徒步摄影，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从玉树下来，然后用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亲身经历和我讨论他对民族政策的看法。
在长沙，我请过一个离家出走的年轻姑娘一顿饭。她靠着长沙当地朋友的接济，在青年旅馆里目光呆滞的度过了两三个月。
在厦门南普陀寺门口，我差点被一辆开得飞扬跋扈的克莱斯勒撞到，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佛寺专用的标签，副驾驶位子上坐着一位长发而清秀的女子。

所以，尽管Life sucks， 但是生活的形式仍然可以有很多不同。
而这一路再往前，就回到我的上海了。这里的人们又有着另外一种世俗化的活法。

生活在别处。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厌倦，那你至少可以出去走一走，稍微长些时间。

路上捡的俩人，前面是灿灿，后面是小超。

还是捡的那俩人，左边是灿灿，中间是小超。

 

摘录：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寻找理想对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接受直觉的引导，不要压抑自己的冲动。”
“我们总相信一种虚妄爱情的神话，认为爱情是没有条件的，但其实，爱情永远是需要内在条件的。”
“在爱情里，我们难免会想要另外的选择，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现有的关系里追求更好的质量。”
“中国男人有一种特别强的父权心态，喜欢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小女孩乖，听话，可以作为被教育的对象，这说明中国男人很不自信，内心很自卑，也很脆弱。”
“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太习惯控制风险，而这个时代什么意外都会发生，但我们的控制欲却越来越强，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焦虑。”
“人生无常。一对人不走到最后都不知道会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

============
徐巍：现在很多女孩越来越放弃去寻找那些“刹那”的感觉了，从20多岁就开始按照老公的标准去谈恋爱，列出一堆条件筛掉不符合标准的人选，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寻找爱情？

梁文道：理想对象其实是一个很西方的想法。从柏拉图开始，就寻找理想的圆，而理想的圆只在头脑里存在，理想的情人也是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寻找理想对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接受直觉的引导，不要压抑自己的冲动。
 
徐巍：可是爱情需要条件的，不是吗？

梁文道：我们总相信一种虚妄爱情的神话，认为爱情是没有条件的，但其实，爱情永远是需要内在条件的。如果一个女人说，爱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很有钱，包含的意思是很实际的。比如他安排了一个浪漫的约会，背后是因为他很有经济实力，但是这个浪漫约会带来的打动是很真实的。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女人喜欢男人因为他有才华，或者很帅，为什么就可以？才华其实和财富是同样的，都是造成你心动的条件。
 
每个人都说，最重要的是人好，好像这样才高尚，但是其实爱情总是和各种条件有关，你爱一个人总是因为某种理由，财富不见得比其他的条件更高或更低。一个有钱人，或许比较有机会有更好的艺术鉴赏力、见识、气度或者某种更好的性格，这是和钱带给他的东西有关的。钱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可以带来很多别的东西。为什么人喜欢发财，因为钱可以带来别的能力。我们不能把一个有钱人符号化，认为他就一定要滥情，一定要无知等等。这种想法对有钱人是不公平的，就和歧视穷人一样不公平。

就地扑倒比一切沟通都有效
徐巍：我同意。爱上一个穷人不比爱上一个富人高尚。爱无所谓高尚，各自获得各自承担罢了。现在一些前卫女性追求爱、性、婚姻三者分开的生活，您认为三者可以分开吗？

梁文道：墨西哥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写过一本书，他说这三者是连锁关系。性是人的动物本能，后来通过文化的包裹，有了爱的外壳，再后来社会制度化，便有了婚姻。所以性是最根本的，而爱和婚姻中都不可避免的有性存在。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各种文化的看法都不同。在日本，女人可以通过相亲和不爱的男人结婚，做好妈妈，好太太，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很爱的情人，偶尔还可能和一个有性吸引力的男同事去汽车酒店过夜。在日本女性眼中，婚姻、爱情、性三者是分开的。而在中国，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它们是绑在一起的。

徐巍：似乎男人一般很容易把三者分开。女人往往是从爱开始，之后在婚姻中寻求稳定，最后才会去寻求性。您觉得呢？

梁文道：有一个生物学解释。雄性哺乳类动物天生喜好播种，从基因传递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尽量传播自己的精子。而雌性哺乳类动物，比如猴子，一方面她会在伴侣面前伪装专一，而背后会放纵自己的性欲。因为生育的负担在雌性身上，所以她必须巩固和绑住一个雄性，让他对自己的孩子负责。所以女性谈爱，紧张爱，是出于对生育压力的焦虑。当然这是生物学的说法，人不是动物。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过去的文化，过分压抑了女人对性的需要。我们其实不应该过分二元化对立，这样对于男性和女性都不公平。

徐巍：我记得洪晃曾经笑谈：睡多少男人才值？COSMO也曾经做过一篇文章《经历过多少男人才能成为女人？》，性伴侣数量是现在一些女性谈论的话题。当时我们一直纠缠在数字上，后来想想，所谓值和不值都是自己的判断，我们既不必因为多而骄傲，也不必因为少而焦虑。只要我们有当下的乐趣和前行的资本和勇气——COSMO一直强调女人在一段关系里保持自我的魅力和独立性，这是很重要的，比数量重要得多。

梁文道：这就和一个人喜不喜欢旅行一样。有的人就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多走些地方，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风光，但是有的人就是不喜欢旅行，觉得在家千日好。后者在今天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误解。其实这种人可能比喜欢旅行的人更敏感，他会感觉到每天从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的细微差别，甚至一杯白开水里矿物质的多少，这是一个太喜欢旅行的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这就和一个性经历很多的人会麻木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同时也要追求质量。在爱情里，我们难免会想要另外的选择，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现有的关系里追求更好的质量。

经典谁人都明，但要勇气
徐巍：如果说性是熟女的困惑，爱和婚姻则是年轻女孩面临的压力。比如对于一些经典的老生常谈如门当户对，一方面我们会反感这个词，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可能父母是对的。类似这样的困惑并没有因为你是80后、90后而有所减少。

梁文道：很人类学的讲法是，婚姻是财产的交换，门当户对是为了不让财产流到下一个阶层。抛开这个不谈，现在的大众媒体制造了太多纯粹爱情的幻觉，比如《诺丁山》、《泰坦尼克号》，这种故事很让人向往，但是所谓门当户对，不只是说很势利的，和爱情无关的判断。两个背景不同的人很难在一起，是成长的背景造成他们没有分享的基础，这和势利是无关的。比如世界上美女多的是，但是为什么大款偏偏喜欢女明星呢？因为她们多了象征资本，这和硬资本的结合应该是最门当户对的。

徐巍：她们虽然对男人失望，但潜意识里又想，我已经等到今天了，就要找一个配得上我的男人。她们不愿意放低自己的择偶条件。

梁文道：爱情的条件和爱情的理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爱上一个人，是爱上之后才分析出的，但假如是带着清单去找到话，就不是爱情了，你只是在考试，在买货，这样不可能真的爱上一个人，也不可能幸福、长久。抱着理想爱情去寻找，总会让人失望的。如果那个男人满足了18项，还差2项，你就会在意，离开去寻找，再找到满足了这2项的男人，回头想，那18项还真好。这样就永无止境了。
 
期望永远驾驭老婆的男人，实是弱者
徐巍：很多女人认为亚洲男性喜欢幼齿型的女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男性。您研究中国文化很深，同意这种观点吗？

梁文道：中国男人都是教育家，无法接受他老婆比他成熟。中国男人有一种特别强的父权心态，喜欢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小女孩乖，听话，可以作为被教育的对象，这说明中国男人很不自信，内心很自卑，也很脆弱。不过在这样的现实下，女人找不到合适的男人也未必是不幸的。因为这些男人这么可怜，这么可怕，找到也未必是好事。

变是永恒，要两个人彼此一起与时俱进
徐巍：很多人觉得，在婚姻里爱情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只能靠亲情来维系。但我们仍然期盼爱情，于是到了最后，我们既对爱情失望，也觉得婚姻乏味。

梁文道：爱情是一种迎向他者的冒险，是对未知领域的挺进。你要面对婚姻，虽然婚姻不能保证说明，但是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你为什么肯赌？因为你在冒险。信任就是一种冒险，你相信一个人会爱你，不会伤害你。但其实信任是很脆弱的，你永远没办法保证。所以信任很美丽，就像古瓷一样脆弱。人之所以愿意去追求这种美丽，是因为人很孤独，尤其是到死的时候，那是最寂寞的时候，你最爱的人都没法陪你走到那一段路上面。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所感觉到的那些欢笑和快乐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得到。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徐巍：如果说爱情一定会变，我们如何去相信爱情呢？

梁文道：人生无常。一对人不走到最后都不知道会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

徐巍：对于不可控的因素应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梁文道：我们太习惯控制风险，而这个时代什么意外都会发生，但我们的控制欲却越来越强，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焦虑。世界是无常的，我们又是凡夫俗子，没有人逃得过变化，我们要有顺应各种变化的能力。爱情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享受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和所有条件去协调。就像航海，一个航海家不会喜欢没有变化的航程，完美的天气预报。他喜欢的是在海上感觉流向的变化，按照心意去协调，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甚至要做好没有爱情也能活下去的准备。

这是一盏木舟，
静静的泊在水畔。
凝望天际水云，
思量着，为何没有远帆，
远帆、远帆，
就可以带你飘向云端。

佳子：

刚刚和你在网上讨论了泰兴一案，你认为从杨佳案开始，我们的媒体和民众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导向。
你用杨佳案做例子告诉我，这种错误的导向是：“（杨佳）杀人是值得同情的，警方有与伤亡十数人相应的过错，杨佳属于自卫反抗的报仇”。
你说真相不应是罪犯被同情的原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在事前而非事后，应当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做起，而不是在将人放到残酷的环境下，逼到走投无路之后，再分析其犯罪的无奈原因，然后予以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而最终回到其他案子上，你认为社会不公根本就不是次次血案的最终因由，媒体的误导和民众对于血案制造者的同情是整个社会思路的偏差，这样下去得到的结果就是放大人类的恶念，并且放纵它们。

这些，我都同意。
而接着你告诉我，你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大声疾呼，至少让身边人开始反思这种思维的逻辑是否扭曲——也许你认为，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于是我突然觉得，你像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即使你说的再对，甚至你已经开始影响这个社会，但只需再来一起类似的事件，民众的思路又会初始化，巨石又会咕噜咕噜滚回到山底下。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有偏差的思路是社会现实导致的结果，你只在结果这一端使劲，不是西西弗斯又是什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个体权利受到他人损害时，法律会通过减损侵害者的权利来达到正义的平衡；在一个法制不成熟的社会里，民众会通过自主捍卫自身权利，譬如私刑来达到正义的平衡；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弱势一方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几乎无法通过法律来平衡正义，而由于自身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也很难直接通过对侵害人本人的复仇来实现正义。

当天平一方的权利被损害许多次而另一方从未得到惩罚时，正义的天平就会发生严重倾斜。

尤其在侵害者和受害者总分别由“强势”和“弱势”群体来扮演时，正义的平衡就会出现两种不正义的变异——与“强势群体”相关的人群受到伤害以及“弱势群体”伤害无辜的旁人。对于前者，强势群体相关人群的受害替代了侵害人本人权利的减损，而对于后者，弱势群体加害他人的行为则替代了自然正义状态下受害人的复仇行为。

在一个正义很难被实现（无论是通过法律实现还是自主实现）的社会里，民众作为观察者，总会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向于支持这种变异了的“正义实现”。这种环境里，对于原本就理解你上面那段话的人们来说，单纯强调你的观点只能得到无奈的认同；而对于原本就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你的说辞等于剥夺了他们心中“实现正义”的最后一条门路——在他们眼中，这种变异的“正义”是一种“转移的复仇”。当公义始终不能实现时，如果你还强调“转移复仇”的不正当性，在他们眼中，这就叫做冷酷。
所以我觉得你就像西西弗斯，你的不断疾呼面对新一轮惨案时，总是得回归原点。

那你也许要问，换了我，问题具体要怎样解决。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基本根绝你说的那种“思路偏差”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多的实现正义，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正义是可以被实现的。对此我可以试图给出一些我想不出实现方法的“大道理”。

面对这种问题，我首先认为，你的疾呼绝对是必要的。无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有你这样理性、细腻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去做西西弗斯，需要有人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在可见的未来石头还是会一次次落下来，但当众神的不公被改变时，巨石最终是会被推上山顶的。

那接下来就是众神造成的不公现状了：无论如何，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公平的社会体制，尽管现代社会里这套体制就是法律，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官、农村社会中的乡绅都是正义实现的可靠力量。所以我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途出现某些可资依赖的实现正义的公平社会形式也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力量都只是暂时和充满不可靠因素的。

而裁决公平的前提是被信任，否则即使结果公平也不会被民众认为公平。这就是我上篇里面说社会裂解的后果之一：原本的“他们”尚且可疑，当“他们”变成“你们”以后，“我们”则会彻底不信任任何一个裁判结果。——当“你们”掌握着裁决的力量，而一切裁决又是以和民众利益时有抵触的“xx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时，正义如何能够被实现呢？

最终更关键的是让民众相信正义会被实现。你我都知道一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个“看得见”就是问题的关键。俗话说眼见为实，你只有能被看见，才能接受检阅和挑战，只有通过了挑剔眼光的审阅之后，这个“正义的实现”才能被信服。当然我们也有着“三公”的描述，只是我们从未实践罢了。

我相信，如果正义总能够被实现，面对惨案时，那种“他是其他地方受到伤害的弱者，所以他的血腥应该被同情甚至原谅”这样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而“惩罚伤害弱势群体的跋扈群体”和“惩罚杀人凶手”这两个声音就会分别变得越来越大。

祝，
安好。

孙鑫 顿首

从前，有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我们”——不管这些主人公们是不是逢场作戏，至少大家做事仍然专心致志，每个人鼓足的干劲儿里面都有一份 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后来渐渐的，“我们”中分化出了“他们”——很多事大家开始冷眼旁观，习惯接受“他们可以，我们不行”这样的话语，并且“他们”还逐渐 将“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隔离出去，成为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他们”怎么样，和“我们”其实没关系。

而后来，“他们”又异化成了“你 们”，“我们”开始常常发问：我究竟为什么要被“你们”冷落、敌视还要收重税？“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夺我的地、害死我的娃还不许我发出声音？？

===== 奇幻回到现实的分割线=============

前几天，江苏泰兴发生了一件惨案。有传言说，此次惨案里的孩子们之所以受害，是因 为这是当地的一家中心幼儿园，公务员的孩子居多。这严重质疑了官家之前的说辞。此前，当地市长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这个凶手是被一个销售代表抽了耳光，对社 会心生仇恨，于是才找了家幼儿园下手。而坊间盛传的说法是，这个凶手被拆迁逼得活不下去，于是在仇恨的引导下在整个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上大开杀戒。

如 果事实的真相是上面坊间说的那样，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你既然让我彻底没有今后，那我就让你彻底绝后。

和菜头说，“你就算有金钟罩铁布衫，也架不住别人捏睾丸— 你总有软处，而且你也根本保护不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政府大可以把所有公务员的孩子们都集中起来，在一个进门要经过八道安检，每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要进行 三代政审，普通人不得在门口随意逗留否则就抓起来的碉堡里养活这些公务员可怜的孩子们。

大力保护公务员的孩子，这是现阶段政府有能力、也有 动力更是很有可能做的事情。而且问题在于，这其实是目前这个社会里听起来最荒诞但操作起来最现实的办法——如果潜在凶手们的目标精准而有针对性，那这确实 是避免悲剧的最好办法——尽管老百姓的孩子们顺便得到的保护可能只有公务员子弟们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不过好在大家早就接受了“我们”和“他们”生活在 不同世界的现实。

只是，这一切如果真的成为现实，这就标志着“他们”向“你们”的转化已经开始。——而当这个国家裂解成“我们”和“你们” 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