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之前在路上走了这么久，我只是觉得自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不过，我看到了在都市同质化的生活中难以被观察到的另外一些面孔：

在我出生的山沟，一个老人因为无儿无女，所以被遗留在废弃的庞大厂区里做门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摇着一把破蒲扇，听已经走音的收音机。
在丽江，我遇见了一群从海南岛一路骑过来的青年，肤色黝黑、小腿健壮，每个人都在单车后座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驼包——他们的目标是拉萨。
在去泸沽湖的半路上，我路过几个四周被山峰怀抱的村落，村里面房屋稀落，但看到的脸孔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在昆明驼峰旅馆，我看到两个一直和鬼佬搭讪、出台的妖冶女子，口语极好。据说，她们在这里以此为生已经有了一两年历史。
在成都，我还认识了一个铁路局的中年男子，每年会用一整月的时间在西部徒步摄影，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从玉树下来，然后用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亲身经历和我讨论他对民族政策的看法。
在长沙，我请过一个离家出走的年轻姑娘一顿饭。她靠着长沙当地朋友的接济，在青年旅馆里目光呆滞的度过了两三个月。
在厦门南普陀寺门口，我差点被一辆开得飞扬跋扈的克莱斯勒撞到，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佛寺专用的标签，副驾驶位子上坐着一位长发而清秀的女子。

所以，尽管Life sucks， 但是生活的形式仍然可以有很多不同。
而这一路再往前，就回到我的上海了。这里的人们又有着另外一种世俗化的活法。

生活在别处。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厌倦，那你至少可以出去走一走，稍微长些时间。

路上捡的俩人，前面是灿灿，后面是小超。

还是捡的那俩人，左边是灿灿，中间是小超。

摘录：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寻找理想对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接受直觉的引导，不要压抑自己的冲动。”
“我们总相信一种虚妄爱情的神话，认为爱情是没有条件的，但其实，爱情永远是需要内在条件的。”
“在爱情里，我们难免会想要另外的选择，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现有的关系里追求更好的质量。”
“中国男人有一种特别强的父权心态，喜欢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小女孩乖，听话，可以作为被教育的对象，这说明中国男人很不自信，内心很自卑，也很脆弱。”
“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太习惯控制风险，而这个时代什么意外都会发生，但我们的控制欲却越来越强，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焦虑。”
“人生无常。一对人不走到最后都不知道会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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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巍：现在很多女孩越来越放弃去寻找那些“刹那”的感觉了，从20多岁就开始按照老公的标准去谈恋爱，列出一堆条件筛掉不符合标准的人选，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寻找爱情？

梁文道：理想对象其实是一个很西方的想法。从柏拉图开始，就寻找理想的圆，而理想的圆只在头脑里存在，理想的情人也是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寻找理想对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接受直觉的引导，不要压抑自己的冲动。
 
徐巍：可是爱情需要条件的，不是吗？

梁文道：我们总相信一种虚妄爱情的神话，认为爱情是没有条件的，但其实，爱情永远是需要内在条件的。如果一个女人说，爱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很有钱，包含的意思是很实际的。比如他安排了一个浪漫的约会，背后是因为他很有经济实力，但是这个浪漫约会带来的打动是很真实的。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女人喜欢男人因为他有才华，或者很帅，为什么就可以？才华其实和财富是同样的，都是造成你心动的条件。
 
每个人都说，最重要的是人好，好像这样才高尚，但是其实爱情总是和各种条件有关，你爱一个人总是因为某种理由，财富不见得比其他的条件更高或更低。一个有钱人，或许比较有机会有更好的艺术鉴赏力、见识、气度或者某种更好的性格，这是和钱带给他的东西有关的。钱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可以带来很多别的东西。为什么人喜欢发财，因为钱可以带来别的能力。我们不能把一个有钱人符号化，认为他就一定要滥情，一定要无知等等。这种想法对有钱人是不公平的，就和歧视穷人一样不公平。

就地扑倒比一切沟通都有效
徐巍：我同意。爱上一个穷人不比爱上一个富人高尚。爱无所谓高尚，各自获得各自承担罢了。现在一些前卫女性追求爱、性、婚姻三者分开的生活，您认为三者可以分开吗？

梁文道：墨西哥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写过一本书，他说这三者是连锁关系。性是人的动物本能，后来通过文化的包裹，有了爱的外壳，再后来社会制度化，便有了婚姻。所以性是最根本的，而爱和婚姻中都不可避免的有性存在。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各种文化的看法都不同。在日本，女人可以通过相亲和不爱的男人结婚，做好妈妈，好太太，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很爱的情人，偶尔还可能和一个有性吸引力的男同事去汽车酒店过夜。在日本女性眼中，婚姻、爱情、性三者是分开的。而在中国，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它们是绑在一起的。

徐巍：似乎男人一般很容易把三者分开。女人往往是从爱开始，之后在婚姻中寻求稳定，最后才会去寻求性。您觉得呢？

梁文道：有一个生物学解释。雄性哺乳类动物天生喜好播种，从基因传递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尽量传播自己的精子。而雌性哺乳类动物，比如猴子，一方面她会在伴侣面前伪装专一，而背后会放纵自己的性欲。因为生育的负担在雌性身上，所以她必须巩固和绑住一个雄性，让他对自己的孩子负责。所以女性谈爱，紧张爱，是出于对生育压力的焦虑。当然这是生物学的说法，人不是动物。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过去的文化，过分压抑了女人对性的需要。我们其实不应该过分二元化对立，这样对于男性和女性都不公平。

徐巍：我记得洪晃曾经笑谈：睡多少男人才值？COSMO也曾经做过一篇文章《经历过多少男人才能成为女人？》，性伴侣数量是现在一些女性谈论的话题。当时我们一直纠缠在数字上，后来想想，所谓值和不值都是自己的判断，我们既不必因为多而骄傲，也不必因为少而焦虑。只要我们有当下的乐趣和前行的资本和勇气——COSMO一直强调女人在一段关系里保持自我的魅力和独立性，这是很重要的，比数量重要得多。

梁文道：这就和一个人喜不喜欢旅行一样。有的人就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多走些地方，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风光，但是有的人就是不喜欢旅行，觉得在家千日好。后者在今天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误解。其实这种人可能比喜欢旅行的人更敏感，他会感觉到每天从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的细微差别，甚至一杯白开水里矿物质的多少，这是一个太喜欢旅行的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这就和一个性经历很多的人会麻木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同时也要追求质量。在爱情里，我们难免会想要另外的选择，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现有的关系里追求更好的质量。

经典谁人都明，但要勇气
徐巍：如果说性是熟女的困惑，爱和婚姻则是年轻女孩面临的压力。比如对于一些经典的老生常谈如门当户对，一方面我们会反感这个词，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可能父母是对的。类似这样的困惑并没有因为你是80后、90后而有所减少。

梁文道：很人类学的讲法是，婚姻是财产的交换，门当户对是为了不让财产流到下一个阶层。抛开这个不谈，现在的大众媒体制造了太多纯粹爱情的幻觉，比如《诺丁山》、《泰坦尼克号》，这种故事很让人向往，但是所谓门当户对，不只是说很势利的，和爱情无关的判断。两个背景不同的人很难在一起，是成长的背景造成他们没有分享的基础，这和势利是无关的。比如世界上美女多的是，但是为什么大款偏偏喜欢女明星呢？因为她们多了象征资本，这和硬资本的结合应该是最门当户对的。

徐巍：她们虽然对男人失望，但潜意识里又想，我已经等到今天了，就要找一个配得上我的男人。她们不愿意放低自己的择偶条件。

梁文道：爱情的条件和爱情的理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爱上一个人，是爱上之后才分析出的，但假如是带着清单去找到话，就不是爱情了，你只是在考试，在买货，这样不可能真的爱上一个人，也不可能幸福、长久。抱着理想爱情去寻找，总会让人失望的。如果那个男人满足了18项，还差2项，你就会在意，离开去寻找，再找到满足了这2项的男人，回头想，那18项还真好。这样就永无止境了。
 
期望永远驾驭老婆的男人，实是弱者
徐巍：很多女人认为亚洲男性喜欢幼齿型的女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男性。您研究中国文化很深，同意这种观点吗？

梁文道：中国男人都是教育家，无法接受他老婆比他成熟。中国男人有一种特别强的父权心态，喜欢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小女孩乖，听话，可以作为被教育的对象，这说明中国男人很不自信，内心很自卑，也很脆弱。不过在这样的现实下，女人找不到合适的男人也未必是不幸的。因为这些男人这么可怜，这么可怕，找到也未必是好事。

变是永恒，要两个人彼此一起与时俱进
徐巍：很多人觉得，在婚姻里爱情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只能靠亲情来维系。但我们仍然期盼爱情，于是到了最后，我们既对爱情失望，也觉得婚姻乏味。

梁文道：爱情是一种迎向他者的冒险，是对未知领域的挺进。你要面对婚姻，虽然婚姻不能保证说明，但是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你为什么肯赌？因为你在冒险。信任就是一种冒险，你相信一个人会爱你，不会伤害你。但其实信任是很脆弱的，你永远没办法保证。所以信任很美丽，就像古瓷一样脆弱。人之所以愿意去追求这种美丽，是因为人很孤独，尤其是到死的时候，那是最寂寞的时候，你最爱的人都没法陪你走到那一段路上面。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所感觉到的那些欢笑和快乐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得到。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徐巍：如果说爱情一定会变，我们如何去相信爱情呢？

梁文道：人生无常。一对人不走到最后都不知道会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

徐巍：对于不可控的因素应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梁文道：我们太习惯控制风险，而这个时代什么意外都会发生，但我们的控制欲却越来越强，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焦虑。世界是无常的，我们又是凡夫俗子，没有人逃得过变化，我们要有顺应各种变化的能力。爱情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享受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和所有条件去协调。就像航海，一个航海家不会喜欢没有变化的航程，完美的天气预报。他喜欢的是在海上感觉流向的变化，按照心意去协调，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甚至要做好没有爱情也能活下去的准备。

这是一盏木舟，
静静的泊在水畔。
凝望天际水云，
思量着，为何没有远帆，
远帆、远帆，
就可以带你飘向云端。

刚刚和你在网上讨论了泰兴一案，你认为从杨佳案开始，我们的媒体和民众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导向。
你用杨佳案做例子告诉我，这种错误的导向是：“（杨佳）杀人是值得同情的，警方有与伤亡十数人相应的过错，杨佳属于自卫反抗的报仇”。
你说真相不应是罪犯被同情的原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在事前而非事后，应当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做起，而不是在将人放到残酷的环境下，逼到走投无路之后，再分析其犯罪的无奈原因，然后予以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而最终回到其他案子上，你认为社会不公根本就不是次次血案的最终因由，媒体的误导和民众对于血案制造者的同情是整个社会思路的偏差，这样下去得到的结果就是放大人类的恶念，并且放纵它们。

这些，我都同意。
而接着你告诉我，你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大声疾呼，至少让身边人开始反思这种思维的逻辑是否扭曲——也许你认为，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于是我突然觉得，你像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即使你说的再对，甚至你已经开始影响这个社会，但只需再来一起类似的事件，民众的思路又会初始化，巨石又会咕噜咕噜滚回到山底下。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有偏差的思路是社会现实导致的结果，你只在结果这一端使劲，不是西西弗斯又是什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个体权利受到他人损害时，法律会通过减损侵害者的权利来达到正义的平衡；在一个法制不成熟的社会里，民众会通过自主捍卫自身权利，譬如私刑来达到正义的平衡；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弱势一方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几乎无法通过法律来平衡正义，而由于自身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也很难直接通过对侵害人本人的复仇来实现正义。

当天平一方的权利被损害许多次而另一方从未得到惩罚时，正义的天平就会发生严重倾斜。

尤其在侵害者和受害者总分别由“强势”和“弱势”群体来扮演时，正义的平衡就会出现两种不正义的变异——与“强势群体”相关的人群受到伤害以及“弱势群体”伤害无辜的旁人。对于前者，强势群体相关人群的受害替代了侵害人本人权利的减损，而对于后者，弱势群体加害他人的行为则替代了自然正义状态下受害人的复仇行为。

在一个正义很难被实现（无论是通过法律实现还是自主实现）的社会里，民众作为观察者，总会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向于支持这种变异了的“正义实现”。这种环境里，对于原本就理解你上面那段话的人们来说，单纯强调你的观点只能得到无奈的认同；而对于原本就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你的说辞等于剥夺了他们心中“实现正义”的最后一条门路——在他们眼中，这种变异的“正义”是一种“转移的复仇”。当公义始终不能实现时，如果你还强调“转移复仇”的不正当性，在他们眼中，这就叫做冷酷。
所以我觉得你就像西西弗斯，你的不断疾呼面对新一轮惨案时，总是得回归原点。

那你也许要问，换了我，问题具体要怎样解决。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基本根绝你说的那种“思路偏差”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多的实现正义，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正义是可以被实现的。对此我可以试图给出一些我想不出实现方法的“大道理”。

面对这种问题，我首先认为，你的疾呼绝对是必要的。无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有你这样理性、细腻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去做西西弗斯，需要有人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在可见的未来石头还是会一次次落下来，但当众神的不公被改变时，巨石最终是会被推上山顶的。

那接下来就是众神造成的不公现状了：无论如何，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公平的社会体制，尽管现代社会里这套体制就是法律，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官、农村社会中的乡绅都是正义实现的可靠力量。所以我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途出现某些可资依赖的实现正义的公平社会形式也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力量都只是暂时和充满不可靠因素的。

而裁决公平的前提是被信任，否则即使结果公平也不会被民众认为公平。这就是我上篇里面说社会裂解的后果之一：原本的“他们”尚且可疑，当“他们”变成“你们”以后，“我们”则会彻底不信任任何一个裁判结果。——当“你们”掌握着裁决的力量，而一切裁决又是以和民众利益时有抵触的“xx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时，正义如何能够被实现呢？

最终更关键的是让民众相信正义会被实现。你我都知道一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个“看得见”就是问题的关键。俗话说眼见为实，你只有能被看见，才能接受检阅和挑战，只有通过了挑剔眼光的审阅之后，这个“正义的实现”才能被信服。当然我们也有着“三公”的描述，只是我们从未实践罢了。

我相信，如果正义总能够被实现，面对惨案时，那种“他是其他地方受到伤害的弱者，所以他的血腥应该被同情甚至原谅”这样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而“惩罚伤害弱势群体的跋扈群体”和“惩罚杀人凶手”这两个声音就会分别变得越来越大。

祝，
安好。

孙鑫 顿首

而后来，“他们”又异化成了“你 们”，“我们”开始常常发问：我究竟为什么要被“你们”冷落、敌视还要收重税？“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夺我的地、害死我的娃还不许我发出声音？？

===== 奇幻回到现实的分割线=============

前几天，江苏泰兴发生了一件惨案。有传言说，此次惨案里的孩子们之所以受害，是因 为这是当地的一家中心幼儿园，公务员的孩子居多。这严重质疑了官家之前的说辞。此前，当地市长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这个凶手是被一个销售代表抽了耳光，对社 会心生仇恨，于是才找了家幼儿园下手。而坊间盛传的说法是，这个凶手被拆迁逼得活不下去，于是在仇恨的引导下在整个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上大开杀戒。

如 果事实的真相是上面坊间说的那样，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你既然让我彻底没有今后，那我就让你彻底绝后。

和菜头说，“你就算有金钟罩铁布衫，也架不住别人捏睾丸— 你总有软处，而且你也根本保护不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政府大可以把所有公务员的孩子们都集中起来，在一个进门要经过八道安检，每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要进行 三代政审，普通人不得在门口随意逗留否则就抓起来的碉堡里养活这些公务员可怜的孩子们。

大力保护公务员的孩子，这是现阶段政府有能力、也有 动力更是很有可能做的事情。而且问题在于，这其实是目前这个社会里听起来最荒诞但操作起来最现实的办法——如果潜在凶手们的目标精准而有针对性，那这确实 是避免悲剧的最好办法——尽管老百姓的孩子们顺便得到的保护可能只有公务员子弟们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不过好在大家早就接受了“我们”和“他们”生活在 不同世界的现实。

只是，这一切如果真的成为现实，这就标志着“他们”向“你们”的转化已经开始。——而当这个国家裂解成“我们”和“你们” 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世人。

在九岁那年冬天，她往家里的铁炉里面又添上了两块新煤，妈妈在睡午觉。等到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被煤气夺去了呼吸。从那一天起，她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于是开始仇视周围的所有人，打心底里觉得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她作弄同学，一直被老师和其他家长看作异类，没有朋友。

她家住在杂院里，院子门口有一株年岁很久的丁香花。一到春末夏初，那株丁香就开始盛放，散出悠远绵密的清香。
这株丁香是她唯一的伙伴，到了丁香花一枝枝开放的时候，她就会剪下几枝夹在一打厚厚的再生纸里印干，再用一小片透明的硫酸纸覆在上面，角落标注上采集的日期，最后剪下来贴到日记本里。

因为是家属大院，所以一直没有被动迁。她也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收集着丁香花枝，直到她大学二年级那年的夏天。

那天傍晚，她静静的看着自家门前那棵丁香树被铲倒，走回家，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字句：
“毁灭与被毁灭，用受害来与罪过相抵。
如果没有感情，我还有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了生活，我还有我自己。
所以一切都仅仅是等待着，被发生。”

在那一天，她第一次和对门那个乖巧的男孩有了交流。他晚读回来，在入夜昏黄的路灯投影下看到她，她拿着剪刀剪下最后几枝残破的花蕾，眼泪噗噗掉出来，一颗颗流过下巴颏，溅在蹲着的长裙上。她的眼眸明亮，在一刹那他被感动，冲动的拥住这个没说过话的女孩子。那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另一个人充满冲击性的力度和温暖，于是她回拥他。他看着她，那真的是一对明亮的眼睛。于是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眼睛不再明亮，那么，我会离开你。
离开这两个字充满触动，于是她不再说话，只是定定的看他白皙的脸庞。黑暗中，两个人紧紧相拥。

那是完全属于两个少年的感情，她给他起不同的外号，第一个是“死人”——因为你脸色青白印堂发黑，她说。他假意恼火。
假期里他们一起去郊游，去动物园，去海边。有时候他吹悠扬的长笛给她听，她画没有人的风景给他看。

两年以后，异国教授发来一封邀请信，希望他做助手。他开始没有说，直到她从他的同学那里听到口风。
你去读书，她说。
我不放心你，所以不想去，他回答。
你无论去不去，我都不再会和你在一起。
她和他道别那天，在日记本上又记下一句：
“这是一个不断告别的时代，于是，旧的故事早已落下，新的故事假意开幕。”

而后？而后她继续过着孤独的日子，尝试过和另一个充满伤害力的女子在一起，可是她总也不适应被控制和操纵的感觉，于是分开。然后租了三十年代新式洋房的一小间，在弄堂最里面，每夜伴着上下邻居压低调门骂孩子的声音入睡。
他总在新年、她生日和那株丁香被铲掉的日子里寄来卡片——有些是他旅行时的明信片，还有些是他去社区参加活动时学习制作的棉纸手工。他总能问到她的新地址，然后捎来一句简单的话：你还好吗？祝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但是她从来没有回复过。

在他们认识的第七个年头上，他回来了。
开始他们并未见面，然而突然一天，他叫她去他家里。一进门，那副花了他整整一个月时间准备的马赛克拼图就映入眼帘。图案是一个放躺的卡通版死人，在人形心脏的左边，是一句拼嵌出来的“I Do! You Do？”。而在心脏位置上，则是一枚闪闪发亮的红宝石戒子。
他将卡着戒子的那块马赛克拽了下来：第七年了，可以嫁给我吗？再不嫁，就要痒了。他说。
她笑着推了他一把，说，“你好烦，谁要嫁你，其实我想要一个镯子”。然而不经意间她突然发现，揭下那一小块长条形的马赛克以后，那句You Do的问号变成了叹号，终于一下子哭了出来。
于是她点点头。他将戒子套在她的手指上。
彼时她的手有着婴儿肥的浅窝，这几年下来，这双手变得瘦削，手掌和手指之间连接的浅窝消失不见。放平手掌的时候，可以看到手背上四条清晰坚毅的脉络。只有握起来，才可以从那绵软而倔强的温暖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不过眸子仍然明亮。

而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都以为是别人改变了自己，但故事的真相则是我们不断按照心底想要的样子挣扎，只是有时候可以幸运到遇见另一个人作为引子。

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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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 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 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今天下午在网上碰到蛮久不见的一个姑娘，其实这个姑娘是我挺喜欢的类型：圆圆的巴掌脸、外表清秀、内心又有执着，而且人也温和善良。
我说，五月就要离开香港，她问我以后是不是还回来，又说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算是有缘，然后话题就被心照不宣的岔开。这时需要转发给她一则短消息，这才发现从来都没记录下正确号码，难怪此前要约都石沉大海。
然后我突然笑起来，说：得，你看，这就是天意。
其实我还想说，这种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无缘，正是我和另一个同样忙碌于都市生活的微小生命之间的区别。

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快得没人能够完全理解。于是我们只能尽量宣传那些肤浅的表象，然后用希望和幻想来吹起一个个泡泡，用泡泡的绚烂反光补全变化的全貌。有时候，变化速度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一个不注意，那些唤起旧时回忆的地点都变了模样，于是能让人回想起过去的引子就只剩了气味。
国泰的办公楼建在赤腊角这座人工岛。晚上放工时，偶尔会闻到那种清冽的、混合冷空气和海水味道的淡淡腥气，这时候我总是一下子特别念旧——想起以前听着德彪西的月光，在海边看水面倒映出来的银白；单恋没有回应时大冬天傻了吧唧的跑操场；还有毕业以后大家一起去海边别墅打牌到天亮，一大早起来和同学在乡间小路上闲扯自己对于未来的宏伟想象。
但我们其中很多人也和这环境一样，头也不回的变了，不是吗？

所以，这个初夏想要去长途旅行——赶在一切没有变成千篇一律的乏味前，赶在所有私人化痕迹都被宏大的叙事感抹平前。

　　就是得獎感言。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一般而言，我們能夠練習講得獎感言的機會都不多。所以在那最光榮，最感動，最值得回憶的一刻，最優秀的辯士，往往講的都是一些最蠢的傻話。甚至一不小心，還會講錯話。

　　就像當年我剛拿下文化新生盃冠軍時，年輕氣盛的少爺唯一一句感言，居然是斯文有禮的說著──謝謝，不過，我認為這只是個開始！

　　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尤其是，在參加了無數次頒獎典禮，聽過了數不清的得獎感言後，我就一直想寫篇文章，跟所有圈內的小朋友們溝通一下得獎感言要怎麼講。以免台下的圈外來賓長官媒體，看著台上一位位剛出爐的冠軍隊伍、最佳辯士，個個講起感言來居然都跟顆西瓜似的，實在有損我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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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得獎感言，要注意三件事：

　　第一，如果你得的是團體獎，代表上台說感言時，請千萬不要感謝你的隊友。

　　為什麼？因為這個獎本來就是頒給「大家的」，而你只是「代表」大家去講話。所以要是你在那裡不停的「感謝隊友的辛勞」，情況會搞的好像是你個人拿了冠軍似的，非常之詭異。

　　同時，也請不要裝大方去感謝你的對手，不要說很榮幸能與他們交手，不要誇獎他們都是最優秀的，更不要說我們都只是僥倖──因為最後，畢竟是你們拿了冠軍，事實證明了你們比他們強。所以你們的感謝與誇獎，不會讓輸家覺得英雄惜英雄，只會讓大家覺得很幹（如果你們真的是僥倖，他們會更幹）。

　　該說什麼呢？

　　你可以感謝你的指導學長姐或老師，可以強調你們隊伍對本次比賽的重視與付出，可以談談社團的傳承（講幾句稍微自傲，卻不囂張的話）。此外，我建議你可以藉著這個場合，向所有的辯論人說出──對一支冠軍隊伍而言，辯論是什麼？

　　短短一句就好，那會相當的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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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如果你拿的是個人獎，那麼感謝隊友時，請別去感謝他們「為比賽所做的努力」。

　　為什麼？因為只要是辯士，沒有人會不想求表現，所以每位選手對比賽的付出，為的都是想要證明自己、肯定自己，都是出於相信自己是值得的──你的隊友，並不是為了要讓你得最佳，才那麼拚命的！

　　故若你以最佳辯手的身分，反過來對他們的努力與支持表示「感動」，那會挺欠揍的。

　　該說什麼呢？

　　你應該感謝的，是隊友給你的「機會」──是的，他們相信你會表現的很好，所以願意把辯位讓給你去秀，你要感謝的是這個。然後，你可以談談自己對辯論的熱情，可以談談這座獎對自己的意義，或者，也可以感謝裁判們對你的肯定（感謝裁判，代表你只是辯風受到欣賞，未必是實力真的贏過隊友，這是一種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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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如果會場上有官員、贊助商、或其他沒有他們的錢就搞不出比賽的來賓時，請務必要上道點，幫辯論圈打個公關！

　　為什麼？馬的，這還要問為什麼嗎？

　　來來來，所有缺乏社會歷練的小朋友們，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重點：頒獎典禮的主角，其實並不是選手──而是那些出了錢的大爺。因為他們之所以會出錢辦比賽，為的不是對辯論的愛，而是要在頒獎典禮時，「感受」到這個活動的意義與價值。

　　所以若是每個得獎感言，講來講去，講的淨是一些「圈子裡的東西」，謝來謝去，謝的都是一堆「沒聽過的人名」，那這些在台下枯坐的大爺們，很容易就會覺得空虛寂寞覺得冷，於是懷疑起自己花錢搞辯論，究竟所為何來？

　　而身為一個辯士的價值，也就在這裡了。

　　在此，我想大膽且私下的，懇請所有要講感言的同學們：未來，無論是任何單位辦的任何盃賽，只要你們看到場上有「大爺」在座，那就請各位從感言中，貢獻個一分鐘當申論，好嗎？申論的內容，很簡單，就是「為什麼這個比賽要繼續辦」！

　　至於論點，那就要看主辦單位：如果他們是要提倡廉政的，那你就說這個辯論讓你知道貪汙很不對；如果他們是要推廣金融的，那你就說這個辯論讓你知道買東西要付錢……總之，就是要讓大爺們感受到圈內人的投入與關切，讓他們覺得辦辯論，是一件有搞頭的事。

　　事關大家的福利，你沒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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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點，是少爺這些年來的觀察心得，若能廣為參酌，則假以時日，我相信圈內的感言品質，必將大大提昇。

　　果如此，則斯人斯言，亦不枉矣。

有了不满人民就得提意见。毛主席早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两会，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党代会，但是鉴于我国七千万的党员在十四亿人里的比例占到了七成左右，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中超过七成的党员代表也基本代表了我国的主流意志。鉴于此，我们提提意见要求改变现状这也是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生命力顽强不息的一种体现。

但一说改变，就总会有人走极端。
有些人对于我们国家摸了三十年石头才摸到河中间，还越来越摸不到路子很不满，他们就像股市里短进短出任人宰割的散户，什么事情都等的很不耐烦。其实，摸石头过河哪里这么容易？又不是摸二奶的身体，轻车熟路的。尤其是一批长期居住于资本主义老巢，如美国、法国等著名的擅长于策划反华阴毛的国家、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洗过脑的反动文人们更是经常宣传要改变体制。
改什么体制啊？忒反动了！让我从冯老师正虎那里借花献佛，介绍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给大家吧。

这个方法就是由人民，尤其是挤不到信访指标的访民们来经常性的拜访所在辖区的人民代表，让他们来替自己发出声音。

有人说，人家人民代表的天职是代表，凭什么听你说话啊，这不耽误人民代表的正经工作么？而且你去乱打扰人家人民代表的和谐生活，警察不来拿你那都不叫人民警察！
那好吧，先来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人大官网上已经明确给出了指示：指出了各位人民代表的义务之一是：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这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虽然在我国宪法经常不顶事儿，但白纸黑字写着呢，访民拜访本区代表的时候你总归不太好意思直接用下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拿人。当然，在我国，下位法们经常不满足于被传教士式的压在下面，动不动就观音坐莲凌驾于宪法上位，甚至老汉推车般拱着宪法不断晃悠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但，我相信党和政府是会逐渐解决这个体位不对的问题的。

还有人说，人民代表被你弄烦了，不干了，那可怎么办啊。我们不就没代表了么？
这个问题冯老师的回答就很好，简洁有力。他的六字点评是这样说的：“你不干，有人干”，水平堪比当年“你办事，我放心”。
其实这才是冯老师方法的精髓所在：比不过我奶奶的代表一个个被烦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连二奶都满足不了更别提回家交公粮的时候，家里夫妻就会有矛盾，吵着吵着就得从人大大楼里苦着脸出来，再去对门政府部门诉苦，苦水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人不想再代表人民了。这时候，那些比我奶奶水平高的热心群众就会有些机会了。

所以，我们先进制度的精髓还没领会的时候，你们这些刁民为毛要着急改体制啊？

当然，这个办法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在我国，人民代表的所有信息都是神秘的，你经常不知道那个小纸片上的人是不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那个对候选人的说明，除了第一排名字那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区别以外，光用100来字的简历情况能从我国兵强马壮世界第一的公务员队伍里一下子匹配出来千八百个来。要是一不小心因为节能减排再把百来字的候选人说明给漏了，这人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楚。
就算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真人，因为电视上常见，但除了上海地区有人大代表个人信息公示以外，其他地方恐怕只有通过查户口才能确定这是本辖区的代表，但是草民去民政局查户口却是会被赶出来的。
所以各位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可没建议人肉搜索，所以谢绝跨省追捕。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我们还在河中间不断的摸石头，又正处在历史上最长的一段矛盾突发期里。为了保护各位人民代表不被人民错误的干扰，恐怕每位县一级人大代表家里都要平均配备一个7人加强班作为保护。如果按照我国有2861个县级单位，平均每个县有200名人大代表来算的话，最后我国政府光为保护县级人民代表就要安排超过400万人。更别提市级要用加强排，省级要用加强连，国家级要用加强营加迫击炮火箭弹了。
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一下子解决超过400万被称做剩余劳动力的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害处在于这400万常备军的军费又要加在我们头上，估计个税起征点上调在十年内是不要想了。

所以怎么办呢？Shitizen们还是搬个小板凳继续看千人小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