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佳子：

刚刚和你在网上讨论了泰兴一案，你认为从杨佳案开始，我们的媒体和民众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导向。
你用杨佳案做例子告诉我，这种错误的导向是：“（杨佳）杀人是值得同情的，警方有与伤亡十数人相应的过错，杨佳属于自卫反抗的报仇”。
你说真相不应是罪犯被同情的原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在事前而非事后，应当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做起，而不是在将人放到残酷的环境下，逼到走投无路之后，再分析其犯罪的无奈原因，然后予以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而最终回到其他案子上，你认为社会不公根本就不是次次血案的最终因由，媒体的误导和民众对于血案制造者的同情是整个社会思路的偏差，这样下去得到的结果就是放大人类的恶念，并且放纵它们。

这些，我都同意。
而接着你告诉我，你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大声疾呼，至少让身边人开始反思这种思维的逻辑是否扭曲——也许你认为，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于是我突然觉得，你像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即使你说的再对，甚至你已经开始影响这个社会，但只需再来一起类似的事件，民众的思路又会初始化，巨石又会咕噜咕噜滚回到山底下。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有偏差的思路是社会现实导致的结果，你只在结果这一端使劲，不是西西弗斯又是什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个体权利受到他人损害时，法律会通过减损侵害者的权利来达到正义的平衡；在一个法制不成熟的社会里，民众会通过自主捍卫自身权利，譬如私刑来达到正义的平衡；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弱势一方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几乎无法通过法律来平衡正义，而由于自身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也很难直接通过对侵害人本人的复仇来实现正义。

当天平一方的权利被损害许多次而另一方从未得到惩罚时，正义的天平就会发生严重倾斜。

尤其在侵害者和受害者总分别由“强势”和“弱势”群体来扮演时，正义的平衡就会出现两种不正义的变异——与“强势群体”相关的人群受到伤害以及“弱势群体”伤害无辜的旁人。对于前者，强势群体相关人群的受害替代了侵害人本人权利的减损，而对于后者，弱势群体加害他人的行为则替代了自然正义状态下受害人的复仇行为。

在一个正义很难被实现（无论是通过法律实现还是自主实现）的社会里，民众作为观察者，总会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向于支持这种变异了的“正义实现”。这种环境里，对于原本就理解你上面那段话的人们来说，单纯强调你的观点只能得到无奈的认同；而对于原本就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你的说辞等于剥夺了他们心中“实现正义”的最后一条门路——在他们眼中，这种变异的“正义”是一种“转移的复仇”。当公义始终不能实现时，如果你还强调“转移复仇”的不正当性，在他们眼中，这就叫做冷酷。
所以我觉得你就像西西弗斯，你的不断疾呼面对新一轮惨案时，总是得回归原点。

那你也许要问，换了我，问题具体要怎样解决。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基本根绝你说的那种“思路偏差”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多的实现正义，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正义是可以被实现的。对此我可以试图给出一些我想不出实现方法的“大道理”。

面对这种问题，我首先认为，你的疾呼绝对是必要的。无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有你这样理性、细腻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去做西西弗斯，需要有人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在可见的未来石头还是会一次次落下来，但当众神的不公被改变时，巨石最终是会被推上山顶的。

那接下来就是众神造成的不公现状了：无论如何，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公平的社会体制，尽管现代社会里这套体制就是法律，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官、农村社会中的乡绅都是正义实现的可靠力量。所以我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途出现某些可资依赖的实现正义的公平社会形式也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力量都只是暂时和充满不可靠因素的。

而裁决公平的前提是被信任，否则即使结果公平也不会被民众认为公平。这就是我上篇里面说社会裂解的后果之一：原本的“他们”尚且可疑，当“他们”变成“你们”以后，“我们”则会彻底不信任任何一个裁判结果。——当“你们”掌握着裁决的力量，而一切裁决又是以和民众利益时有抵触的“xx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时，正义如何能够被实现呢？

最终更关键的是让民众相信正义会被实现。你我都知道一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个“看得见”就是问题的关键。俗话说眼见为实，你只有能被看见，才能接受检阅和挑战，只有通过了挑剔眼光的审阅之后，这个“正义的实现”才能被信服。当然我们也有着“三公”的描述，只是我们从未实践罢了。

我相信，如果正义总能够被实现，面对惨案时，那种“他是其他地方受到伤害的弱者，所以他的血腥应该被同情甚至原谅”这样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而“惩罚伤害弱势群体的跋扈群体”和“惩罚杀人凶手”这两个声音就会分别变得越来越大。

祝，
安好。

孙鑫 顿首

从前，有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我们”——不管这些主人公们是不是逢场作戏，至少大家做事仍然专心致志，每个人鼓足的干劲儿里面都有一份 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后来渐渐的，“我们”中分化出了“他们”——很多事大家开始冷眼旁观，习惯接受“他们可以，我们不行”这样的话语，并且“他们”还逐渐 将“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隔离出去，成为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他们”怎么样，和“我们”其实没关系。

而后来，“他们”又异化成了“你 们”，“我们”开始常常发问：我究竟为什么要被“你们”冷落、敌视还要收重税？“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夺我的地、害死我的娃还不许我发出声音？？

===== 奇幻回到现实的分割线=============

前几天，江苏泰兴发生了一件惨案。有传言说，此次惨案里的孩子们之所以受害，是因 为这是当地的一家中心幼儿园，公务员的孩子居多。这严重质疑了官家之前的说辞。此前，当地市长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这个凶手是被一个销售代表抽了耳光，对社 会心生仇恨，于是才找了家幼儿园下手。而坊间盛传的说法是，这个凶手被拆迁逼得活不下去，于是在仇恨的引导下在整个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上大开杀戒。

如 果事实的真相是上面坊间说的那样，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你既然让我彻底没有今后，那我就让你彻底绝后。

和菜头说，“你就算有金钟罩铁布衫，也架不住别人捏睾丸— 你总有软处，而且你也根本保护不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政府大可以把所有公务员的孩子们都集中起来，在一个进门要经过八道安检，每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要进行 三代政审，普通人不得在门口随意逗留否则就抓起来的碉堡里养活这些公务员可怜的孩子们。

大力保护公务员的孩子，这是现阶段政府有能力、也有 动力更是很有可能做的事情。而且问题在于，这其实是目前这个社会里听起来最荒诞但操作起来最现实的办法——如果潜在凶手们的目标精准而有针对性，那这确实 是避免悲剧的最好办法——尽管老百姓的孩子们顺便得到的保护可能只有公务员子弟们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不过好在大家早就接受了“我们”和“他们”生活在 不同世界的现实。

只是，这一切如果真的成为现实，这就标志着“他们”向“你们”的转化已经开始。——而当这个国家裂解成“我们”和“你们” 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世人。

转载按：

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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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 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 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这几天看新闻，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我们的代表表现非常不满。他们的提案水平，连大字不识一个卖了一辈子豆腐的我奶奶都不如，至少我奶奶都知道两公婆家里的钱是左手交右手，但是张委员的提案却告诉我们，妇女通过从老公那里赚家务费，自身权益就得到切实保障了。还有一位代表接受采访时拉着秘书说，“你们问他，他说的话都是我的思想”，要我看，我奶奶的水平都够代表你的思想了。

有了不满人民就得提意见。毛主席早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两会，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党代会，但是鉴于我国七千万的党员在十四亿人里的比例占到了七成左右，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中超过七成的党员代表也基本代表了我国的主流意志。鉴于此，我们提提意见要求改变现状这也是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生命力顽强不息的一种体现。

但一说改变，就总会有人走极端。
有些人对于我们国家摸了三十年石头才摸到河中间，还越来越摸不到路子很不满，他们就像股市里短进短出任人宰割的散户，什么事情都等的很不耐烦。其实，摸石头过河哪里这么容易？又不是摸二奶的身体，轻车熟路的。尤其是一批长期居住于资本主义老巢，如美国、法国等著名的擅长于策划反华阴毛的国家、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洗过脑的反动文人们更是经常宣传要改变体制。
改什么体制啊？忒反动了！让我从冯老师正虎那里借花献佛，介绍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给大家吧。

这个方法就是由人民，尤其是挤不到信访指标的访民们来经常性的拜访所在辖区的人民代表，让他们来替自己发出声音。

有人说，人家人民代表的天职是代表，凭什么听你说话啊，这不耽误人民代表的正经工作么？而且你去乱打扰人家人民代表的和谐生活，警察不来拿你那都不叫人民警察！
那好吧，先来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人大官网上已经明确给出了指示：指出了各位人民代表的义务之一是：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这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虽然在我国宪法经常不顶事儿，但白纸黑字写着呢，访民拜访本区代表的时候你总归不太好意思直接用下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拿人。当然，在我国，下位法们经常不满足于被传教士式的压在下面，动不动就观音坐莲凌驾于宪法上位，甚至老汉推车般拱着宪法不断晃悠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但，我相信党和政府是会逐渐解决这个体位不对的问题的。

还有人说，人民代表被你弄烦了，不干了，那可怎么办啊。我们不就没代表了么？
这个问题冯老师的回答就很好，简洁有力。他的六字点评是这样说的：“你不干，有人干”，水平堪比当年“你办事，我放心”。
其实这才是冯老师方法的精髓所在：比不过我奶奶的代表一个个被烦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连二奶都满足不了更别提回家交公粮的时候，家里夫妻就会有矛盾，吵着吵着就得从人大大楼里苦着脸出来，再去对门政府部门诉苦，苦水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人不想再代表人民了。这时候，那些比我奶奶水平高的热心群众就会有些机会了。

所以，我们先进制度的精髓还没领会的时候，你们这些刁民为毛要着急改体制啊？

当然，这个办法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在我国，人民代表的所有信息都是神秘的，你经常不知道那个小纸片上的人是不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那个对候选人的说明，除了第一排名字那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区别以外，光用100来字的简历情况能从我国兵强马壮世界第一的公务员队伍里一下子匹配出来千八百个来。要是一不小心因为节能减排再把百来字的候选人说明给漏了，这人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楚。
就算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真人，因为电视上常见，但除了上海地区有人大代表个人信息公示以外，其他地方恐怕只有通过查户口才能确定这是本辖区的代表，但是草民去民政局查户口却是会被赶出来的。
所以各位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可没建议人肉搜索，所以谢绝跨省追捕。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我们还在河中间不断的摸石头，又正处在历史上最长的一段矛盾突发期里。为了保护各位人民代表不被人民错误的干扰，恐怕每位县一级人大代表家里都要平均配备一个7人加强班作为保护。如果按照我国有2861个县级单位，平均每个县有200名人大代表来算的话，最后我国政府光为保护县级人民代表就要安排超过400万人。更别提市级要用加强排，省级要用加强连，国家级要用加强营加迫击炮火箭弹了。
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一下子解决超过400万被称做剩余劳动力的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害处在于这400万常备军的军费又要加在我们头上，估计个税起征点上调在十年内是不要想了。

所以怎么办呢？Shitizen们还是搬个小板凳继续看千人小品吧。

今天看到瑞银再次发出一份研究报告称，人和商业极具投资价值，重申其买入评级，并将目标股价升至3.45港元，比现价2.10港元溢价64.3%。
但综合该股历史，这一报告不光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提振信心的消息，反而应被看作某种特殊信号被加以关注。

这里所说的特殊信号是指近期有可能再次发生大股东配售事件，从而严重打击该股股价。

该股配售历史
该股大股东在4月初配售一次，配售价格为1.68-1.72港币，配售4亿股；7月中再次配售，配售价格为1.80-1.88港元，配售30亿股。
每次配售前，作为其IPO保荐行及配售业务独家簿记行的瑞银均会以高于配售价格4成左右发出呼吁买入报告。并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瑞银在发出人和相关报告时，会特意提醒投资人注意该行和人和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相关关系。

配售前股价变化
以7月初配售为例，在正式配售之前两周内，股价有一个30-40%的迅速增长。然后股东就会以停牌前价格折让15-20%的价格进行配售股票。
以上年度12月18日收盘价1.59港元为基础，截至1月12日的三个礼拜里，人和已经累计上升了超过三成（1月12日收盘价为2.10港元）。

承诺不配售期限届满
在上次配售（2009年7月16日）之后，该股大股东承诺6个月内不再出售手中股票.该承诺期限将会在本月16日（即本周六）届满。因此下周该股很可能再爆大股东配售事件。

大股东为何配售
人和商业作为中国区内唯一一家人防改造工程投资商，业务具有独特性。而人防项目不存在土地出让金的特点使得该公司的开发成本极为低廉，因此这是该公司在过去两年中业绩爆炸式成长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商业模式存在大量结构性风险。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性风险：人防工程改造目前存在法律漏洞。目前人防工程的改造型开发不需要向地方政府缴纳转让金。一旦如果新出台法律将这种开发纳入管理范围，就可能造成人和的运营成本急速上升，从而打击公司长远发展。
第二，人事风险：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一为前国家人防办决策层官员，这和该公司能够顺利在全国铺开人防改造项目有极大关系。另传该公司大股东有军方背景，这些保证了该公司目前的顺利发展。但如果未来人士上产生变动，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第 三，财务风险：该公司的运营模式决定了其无法取得相关土地所有权证，正因为没有这些权证，该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必须依靠自身现金来进行开发。相比有银行作为 后盾的一般土地开发商，人和账面上充盈的现金很可能并不具有流动性，因此在分析该公司流动资产比率的时候并不能按照一般公司的模式进行考量。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或许某种无法公开但发展趋势明显的隐忧导致了该公司大股东对未来信心不足，从而一而再的抛售手中股票。

综合上述一些理由，奉劝该股的各位小股民暂时落袋为安。考虑到种种明显迹象有可能导致某些股东在本周最后几日抛售压低股价，个人意见在本周周三前逢高抛出较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