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和你在网上讨论了泰兴一案，你认为从杨佳案开始，我们的媒体和民众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导向。
你用杨佳案做例子告诉我，这种错误的导向是：“（杨佳）杀人是值得同情的，警方有与伤亡十数人相应的过错，杨佳属于自卫反抗的报仇”。
你说真相不应是罪犯被同情的原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在事前而非事后，应当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做起，而不是在将人放到残酷的环境下，逼到走投无路之后，再分析其犯罪的无奈原因，然后予以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而最终回到其他案子上，你认为社会不公根本就不是次次血案的最终因由，媒体的误导和民众对于血案制造者的同情是整个社会思路的偏差，这样下去得到的结果就是放大人类的恶念，并且放纵它们。

这些，我都同意。
而接着你告诉我，你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大声疾呼，至少让身边人开始反思这种思维的逻辑是否扭曲——也许你认为，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于是我突然觉得，你像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即使你说的再对，甚至你已经开始影响这个社会，但只需再来一起类似的事件，民众的思路又会初始化，巨石又会咕噜咕噜滚回到山底下。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有偏差的思路是社会现实导致的结果，你只在结果这一端使劲，不是西西弗斯又是什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个体权利受到他人损害时，法律会通过减损侵害者的权利来达到正义的平衡；在一个法制不成熟的社会里，民众会通过自主捍卫自身权利，譬如私刑来达到正义的平衡；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弱势一方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几乎无法通过法律来平衡正义，而由于自身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也很难直接通过对侵害人本人的复仇来实现正义。

当天平一方的权利被损害许多次而另一方从未得到惩罚时，正义的天平就会发生严重倾斜。

尤其在侵害者和受害者总分别由“强势”和“弱势”群体来扮演时，正义的平衡就会出现两种不正义的变异——与“强势群体”相关的人群受到伤害以及“弱势群体”伤害无辜的旁人。对于前者，强势群体相关人群的受害替代了侵害人本人权利的减损，而对于后者，弱势群体加害他人的行为则替代了自然正义状态下受害人的复仇行为。

在一个正义很难被实现（无论是通过法律实现还是自主实现）的社会里，民众作为观察者，总会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向于支持这种变异了的“正义实现”。这种环境里，对于原本就理解你上面那段话的人们来说，单纯强调你的观点只能得到无奈的认同；而对于原本就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你的说辞等于剥夺了他们心中“实现正义”的最后一条门路——在他们眼中，这种变异的“正义”是一种“转移的复仇”。当公义始终不能实现时，如果你还强调“转移复仇”的不正当性，在他们眼中，这就叫做冷酷。
所以我觉得你就像西西弗斯，你的不断疾呼面对新一轮惨案时，总是得回归原点。

那你也许要问，换了我，问题具体要怎样解决。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基本根绝你说的那种“思路偏差”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多的实现正义，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正义是可以被实现的。对此我可以试图给出一些我想不出实现方法的“大道理”。

面对这种问题，我首先认为，你的疾呼绝对是必要的。无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有你这样理性、细腻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去做西西弗斯，需要有人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在可见的未来石头还是会一次次落下来，但当众神的不公被改变时，巨石最终是会被推上山顶的。

那接下来就是众神造成的不公现状了：无论如何，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公平的社会体制，尽管现代社会里这套体制就是法律，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官、农村社会中的乡绅都是正义实现的可靠力量。所以我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途出现某些可资依赖的实现正义的公平社会形式也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力量都只是暂时和充满不可靠因素的。

而裁决公平的前提是被信任，否则即使结果公平也不会被民众认为公平。这就是我上篇里面说社会裂解的后果之一：原本的“他们”尚且可疑，当“他们”变成“你们”以后，“我们”则会彻底不信任任何一个裁判结果。——当“你们”掌握着裁决的力量，而一切裁决又是以和民众利益时有抵触的“xx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时，正义如何能够被实现呢？

最终更关键的是让民众相信正义会被实现。你我都知道一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个“看得见”就是问题的关键。俗话说眼见为实，你只有能被看见，才能接受检阅和挑战，只有通过了挑剔眼光的审阅之后，这个“正义的实现”才能被信服。当然我们也有着“三公”的描述，只是我们从未实践罢了。

我相信，如果正义总能够被实现，面对惨案时，那种“他是其他地方受到伤害的弱者，所以他的血腥应该被同情甚至原谅”这样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而“惩罚伤害弱势群体的跋扈群体”和“惩罚杀人凶手”这两个声音就会分别变得越来越大。

祝，
安好。

孙鑫 顿首

而后来，“他们”又异化成了“你 们”，“我们”开始常常发问：我究竟为什么要被“你们”冷落、敌视还要收重税？“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夺我的地、害死我的娃还不许我发出声音？？

===== 奇幻回到现实的分割线=============

前几天，江苏泰兴发生了一件惨案。有传言说，此次惨案里的孩子们之所以受害，是因 为这是当地的一家中心幼儿园，公务员的孩子居多。这严重质疑了官家之前的说辞。此前，当地市长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这个凶手是被一个销售代表抽了耳光，对社 会心生仇恨，于是才找了家幼儿园下手。而坊间盛传的说法是，这个凶手被拆迁逼得活不下去，于是在仇恨的引导下在整个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上大开杀戒。

如 果事实的真相是上面坊间说的那样，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你既然让我彻底没有今后，那我就让你彻底绝后。

和菜头说，“你就算有金钟罩铁布衫，也架不住别人捏睾丸— 你总有软处，而且你也根本保护不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政府大可以把所有公务员的孩子们都集中起来，在一个进门要经过八道安检，每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要进行 三代政审，普通人不得在门口随意逗留否则就抓起来的碉堡里养活这些公务员可怜的孩子们。

大力保护公务员的孩子，这是现阶段政府有能力、也有 动力更是很有可能做的事情。而且问题在于，这其实是目前这个社会里听起来最荒诞但操作起来最现实的办法——如果潜在凶手们的目标精准而有针对性，那这确实 是避免悲剧的最好办法——尽管老百姓的孩子们顺便得到的保护可能只有公务员子弟们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不过好在大家早就接受了“我们”和“他们”生活在 不同世界的现实。

只是，这一切如果真的成为现实，这就标志着“他们”向“你们”的转化已经开始。——而当这个国家裂解成“我们”和“你们” 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世人。

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

“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 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 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有了不满人民就得提意见。毛主席早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两会，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党代会，但是鉴于我国七千万的党员在十四亿人里的比例占到了七成左右，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中超过七成的党员代表也基本代表了我国的主流意志。鉴于此，我们提提意见要求改变现状这也是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生命力顽强不息的一种体现。

但一说改变，就总会有人走极端。
有些人对于我们国家摸了三十年石头才摸到河中间，还越来越摸不到路子很不满，他们就像股市里短进短出任人宰割的散户，什么事情都等的很不耐烦。其实，摸石头过河哪里这么容易？又不是摸二奶的身体，轻车熟路的。尤其是一批长期居住于资本主义老巢，如美国、法国等著名的擅长于策划反华阴毛的国家、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洗过脑的反动文人们更是经常宣传要改变体制。
改什么体制啊？忒反动了！让我从冯老师正虎那里借花献佛，介绍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给大家吧。

这个方法就是由人民，尤其是挤不到信访指标的访民们来经常性的拜访所在辖区的人民代表，让他们来替自己发出声音。

有人说，人家人民代表的天职是代表，凭什么听你说话啊，这不耽误人民代表的正经工作么？而且你去乱打扰人家人民代表的和谐生活，警察不来拿你那都不叫人民警察！
那好吧，先来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人大官网上已经明确给出了指示：指出了各位人民代表的义务之一是：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这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虽然在我国宪法经常不顶事儿，但白纸黑字写着呢，访民拜访本区代表的时候你总归不太好意思直接用下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拿人。当然，在我国，下位法们经常不满足于被传教士式的压在下面，动不动就观音坐莲凌驾于宪法上位，甚至老汉推车般拱着宪法不断晃悠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但，我相信党和政府是会逐渐解决这个体位不对的问题的。

还有人说，人民代表被你弄烦了，不干了，那可怎么办啊。我们不就没代表了么？
这个问题冯老师的回答就很好，简洁有力。他的六字点评是这样说的：“你不干，有人干”，水平堪比当年“你办事，我放心”。
其实这才是冯老师方法的精髓所在：比不过我奶奶的代表一个个被烦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连二奶都满足不了更别提回家交公粮的时候，家里夫妻就会有矛盾，吵着吵着就得从人大大楼里苦着脸出来，再去对门政府部门诉苦，苦水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人不想再代表人民了。这时候，那些比我奶奶水平高的热心群众就会有些机会了。

所以，我们先进制度的精髓还没领会的时候，你们这些刁民为毛要着急改体制啊？

当然，这个办法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在我国，人民代表的所有信息都是神秘的，你经常不知道那个小纸片上的人是不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那个对候选人的说明，除了第一排名字那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区别以外，光用100来字的简历情况能从我国兵强马壮世界第一的公务员队伍里一下子匹配出来千八百个来。要是一不小心因为节能减排再把百来字的候选人说明给漏了，这人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楚。
就算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真人，因为电视上常见，但除了上海地区有人大代表个人信息公示以外，其他地方恐怕只有通过查户口才能确定这是本辖区的代表，但是草民去民政局查户口却是会被赶出来的。
所以各位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可没建议人肉搜索，所以谢绝跨省追捕。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我们还在河中间不断的摸石头，又正处在历史上最长的一段矛盾突发期里。为了保护各位人民代表不被人民错误的干扰，恐怕每位县一级人大代表家里都要平均配备一个7人加强班作为保护。如果按照我国有2861个县级单位，平均每个县有200名人大代表来算的话，最后我国政府光为保护县级人民代表就要安排超过400万人。更别提市级要用加强排，省级要用加强连，国家级要用加强营加迫击炮火箭弹了。
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一下子解决超过400万被称做剩余劳动力的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害处在于这400万常备军的军费又要加在我们头上，估计个税起征点上调在十年内是不要想了。

所以怎么办呢？Shitizen们还是搬个小板凳继续看千人小品吧。

这里所说的特殊信号是指近期有可能再次发生大股东配售事件，从而严重打击该股股价。

该股配售历史
该股大股东在4月初配售一次，配售价格为1.68-1.72港币，配售4亿股；7月中再次配售，配售价格为1.80-1.88港元，配售30亿股。
每次配售前，作为其IPO保荐行及配售业务独家簿记行的瑞银均会以高于配售价格4成左右发出呼吁买入报告。并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瑞银在发出人和相关报告时，会特意提醒投资人注意该行和人和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相关关系。

配售前股价变化
以7月初配售为例，在正式配售之前两周内，股价有一个30-40%的迅速增长。然后股东就会以停牌前价格折让15-20%的价格进行配售股票。
以上年度12月18日收盘价1.59港元为基础，截至1月12日的三个礼拜里，人和已经累计上升了超过三成（1月12日收盘价为2.10港元）。

承诺不配售期限届满
在上次配售（2009年7月16日）之后，该股大股东承诺6个月内不再出售手中股票.该承诺期限将会在本月16日（即本周六）届满。因此下周该股很可能再爆大股东配售事件。

大股东为何配售
人和商业作为中国区内唯一一家人防改造工程投资商，业务具有独特性。而人防项目不存在土地出让金的特点使得该公司的开发成本极为低廉，因此这是该公司在过去两年中业绩爆炸式成长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商业模式存在大量结构性风险。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性风险：人防工程改造目前存在法律漏洞。目前人防工程的改造型开发不需要向地方政府缴纳转让金。一旦如果新出台法律将这种开发纳入管理范围，就可能造成人和的运营成本急速上升，从而打击公司长远发展。
第二，人事风险：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一为前国家人防办决策层官员，这和该公司能够顺利在全国铺开人防改造项目有极大关系。另传该公司大股东有军方背景，这些保证了该公司目前的顺利发展。但如果未来人士上产生变动，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第 三，财务风险：该公司的运营模式决定了其无法取得相关土地所有权证，正因为没有这些权证，该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必须依靠自身现金来进行开发。相比有银行作为 后盾的一般土地开发商，人和账面上充盈的现金很可能并不具有流动性，因此在分析该公司流动资产比率的时候并不能按照一般公司的模式进行考量。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或许某种无法公开但发展趋势明显的隐忧导致了该公司大股东对未来信心不足，从而一而再的抛售手中股票。

综合上述一些理由，奉劝该股的各位小股民暂时落袋为安。考虑到种种明显迹象有可能导致某些股东在本周最后几日抛售压低股价，个人意见在本周周三前逢高抛出较为稳妥。

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台下：
包厢里的贵客，时而颔首称道要求加戏码，时而皴眉摇头继续观望，时而指指点点威胁秋后算账，时而暴跳如雷要求立刻散场。
普通席的观众，动辄群情激昂、垂首抹泪、高呼口号、奋力鼓掌。

啥时候，我们周围的世界能真实一点，不要那么像场戏呢？

1. 不能不说盛宣怀
一百一十四年前，甲午战争在双方交战八个月之后以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而告终。两个月后，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日本这个在文化上几乎仰赖中国鼻息成长了两千年，被多数中国人蔑称为倭国的岛屿国家，就冷血的将自己的老师屠戮的片甲不留。条约签署者李鸿章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朝廷面对公众愤怒时的替罪羊，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而此时，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盛宣怀刚刚年逾半百。作为一位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替李鸿章打理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全国电报网络的精明官僚，他自然而然的成为李鸿章洋务理想的最佳继承人。
然而十九世纪末这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战争必定会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更何况是遭受了最大挫折的洋务派——他们此前三十年都一直坚信西方的船坚炮利可以挽救这个浑身伤病的古老帝国，而悲惨的现实则逼迫他们给出新的答案。
行事一向谨慎低调的盛宣怀用踏实做事而非引发激烈讨论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盛宣怀向皇帝表达政见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在它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盛宣怀指出，自强图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而其中，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份奏折里，他不动声色的提出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培养政治、理财、外交、法律等“政学”人才，以和北方的天津西学学堂培养工矿“艺学”人才遥相呼应，以图“收效……十年之后”。
这就是交通大学的发端了，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四年后，1901年的春天，南洋公学更是开设了“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交通大学第一代的著名校友就出自这一班教师和学子——譬如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撰写过“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和后来以兼收并蓄的自由之风缔造了让几代中国学子追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蔡元培。
那就是交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在这一代人的培养过程中，盛宣怀的影子始终穿插其中，在他一生所上的几百次奏折中，有二十几次是为办学所上的专折。而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为国家储备自强图存的经国之才而建立，所以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格外青睐。他亲任南洋公学的督办，一手促成师范院的建立，甚至在办学之初，他还亲自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启示，并在自己的府邸中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以确保进入学校的每名生员都是勤奋努力聪颖敦厚的可造之才——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培育国家栋梁之材的愿景。
而今，恐怕除了校史馆的守门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清晰的描述交大建立时为国储材的初衷，以及盛宣怀对于这所学校的寄望了。

2. 工学名校
这似乎是交大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1920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四校合一，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
交大最出名的一批校友都毕业于1920年的合校前后到内战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这也是交通大学为之骄傲的资本所在：从最早的茅以升到三十年代毕业的钱学森，再到后来的王安、杨嘉墀、吴文俊。这每一个名字都极为闪亮，他们身上具有的品格也凝结成交通大学在确立为工科学校之后的立身之本——那就是认真严谨。
单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应该说交大人是有自豪资本的——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茅以升负笈美国为发端，到第五个十年里的内战爆发，交通大学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当之无愧的“东方MIT”头衔傲视整个东亚的同类大学。相比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就让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近一个世纪中怀念不已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拥有着更加低调漫长的脚踏实地却独善其身的辉煌——这大概也是工程师性格的最佳体现。
这三十年中的故事几乎每个交大毕业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候，交通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拥有博士头衔，并且毕业自欧美名校；校方对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因此能够合格毕业的学生大多极为优秀——就连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吸引到永远端庄美丽的尹雪艳的，不也是新到台北的实业巨子，交大毕业生徐壮图么？甚至，他的学生茅以升在去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入学试成绩极为出色，卡校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毕业生免试入学；因为抗战原因未带交大毕业证就赶到美国的王安在刚到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交通大学的名头，也立即破格录取。
这恐怕是所有近年从交大毕业的学生最好的意淫对象了，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始终没有看清，能对那三十年里的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闪闪发光的原因作出最好诠释的，其实是钱学森那张静静躺在校史馆陈列柜里的考卷。在那张考卷上，青年钱学森的字迹干净整齐——然而因为疏忽，他忘记了给答案的单位加上括号，随后钱学森亲自找到教授，给自己几乎完美的考卷减去了几分。

3.交通大学，我将如何来爱你
我知道你大概想说钱学森这么做一定是疯了，至少，这种行为有严重的沽名钓誉嫌疑。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交通大学让人感到担忧的原因。有什么比丢失自己的身份更加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在这里，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却被她的后人们认为是愚蠢或是虚伪的表现——在这点上，交通大学不像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老百姓说“北大出疯子”，在那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尽管在上一轮教育检查中，北大校方迫于压力，自我阉割了最具有北大特色的具象化象征三角地。
但在这里，交通大学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却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水土流失——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建立综合大学的一窝蜂行动中，试图迅速提高排名、摆脱“工科院校”头衔的交通大学似乎在潜意识里更加排挤工程师味道十足的“严密严谨”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一所大学失去了她的灵魂，她还会剩下些什么？是位于上海南郊挤满了五千亩面积的价值不菲的大楼和硬件设施吗？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六百亩价值不菲的地产吗？是每年从中央和上海地方拿到的，对排名前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18亿拨款吗？
如果一所大学的一切都可以用物质价格来衡量的话，那她和一间公司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她连创造了BCG矩阵、推广了SWOT分析法的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咨询公司都不如——至少后者还在不断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树立着引人注目的商业社会价值标杆。她只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车间，只有在那里，一切才都是用物质进行衡量的。
不是吗？数一数我们近二十几年来仅有的一些骄傲吧：沈南鹏、杨元庆，似乎再也没有更为响亮的名字出现了。然而他们两个，一位是接受了美国MBA那种敢拼敢杀的训练，另一个则是在更为学究气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似乎也更喜欢科大毕业的这个标签。
在香港，我认识了一个并非本港一流大学毕业，却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顿、耶鲁、纽约、芝加哥等九所顶级大学经济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他对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毕业生应该是留在高校中研究学术；第二流的则是去做政府智囊；第三流的则是去华尔街呼风唤雨；那些进入行业，为资本家卖命的学者，根本不入流”。
不觉得这个本港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和我们这间自诩为中国一流大学创造出的毕业生有些不一样吗？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里，更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往往是每年有几个人进入了麦肯锡或是中金，而这种沾沾自喜还不仅仅来自于一种充满信心的自我肯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同城的复旦大学进行的虚妄对比——如果战胜复旦，则一片欢呼雀跃；如果被复旦击败，就要么酸溜溜的咬牙切齿，要么垂头丧气一片死寂。甚至，她的领导在官方会议上也以此标榜自己的政绩——本应改造整个社会格局、引领社会风向的高校，正在用外界摇摆不定的指标作为自己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居然还试图以此佐证自己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又近了几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间高校的志向和口头上的崇高目标充满了怀疑。
法乎其上，取乎其中；法乎其中，取乎其下。如果一所高校实际上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霸占某个地域的就业位置，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必将不可避免的滑向庸俗和迷失自我。
一个学校的兴衰，从来都是通过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和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校友聊天，席间他说起来自己追求女生的一个诀窍——在句尾加上一句“我是工科毕业的，你知道我们工科人从来都是用事实说话”。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看来这还真的不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小伎俩。可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身份真的只剩下这样一丁点作用了吗？
看来是的——因为只有缺乏内在价值的时候，他的学生才会不断从外部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自豪感的精神来源。有时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点精神资源不惜进行手足相残，同属一脉的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大型校庆，双方在民间都要打的不可开交——一个宣称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另一个则庸俗的套用梅贻琦的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证明在50年代分校后，占有了更多老教授的才是名门正派。他们就像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样，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宣称自己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嫡亲。然而这些家产却随着时间不断风化消失掉了。甚至，这种无谓的争端最终还要通过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了短短一年的政治人物才能作出最终判决。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内报写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的一句体己话：‘我就是徐家汇这个交大出来的’，曾经令多少交大人热泪盈眶”，上海交大激动的拆去了徐汇校区的毛泽东铜像，换上了新总书记的题字碑——仿佛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锤定音才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真正的荣誉是不会被夺走的，它只会由于自己的堕落以及掩饰堕落的行为而不断被侵蚀。三年前轰动一时的汉芯事件，让这间试图重新崛起的大学蒙受了声誉上的巨大损失。我原本期望这会成为重建交大严谨风格的一次契机，然而事件接下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沮丧：上位的领导们极为低调的处理这起事件——在这个涉及上亿投资的学术诈骗事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而她的在校生们也希望这起严重事故被彻底封杀，以免自己未来的名声受到玷污——在面对来自其他学校的嘲笑时，学生们会用群起攻之代替理性思考，用“你们屁股也不干净”或是“社会大环境引诱造假”这样笨拙的逻辑回击哪怕是合理的指责。
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个事件被封杀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愿负责的体制内，为了避免过多应该负上责任的决策者受到牵连，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大事化小的做法。只是，这种封上伤口的举动只是一种粉饰太平，如果不能治好病灶，一起事件留下的伤口就会在内部不断溃烂，最终在精神层面上拖垮一间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学。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滑坡则是任何金钱投资都无法弥补的伤痕。恐怕过不了几年，交通大学就会沦落为一间毫无个性，只是有更多金钱盖大楼、聘请高产论文写手和项目带头大哥的庸俗学校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所大学应该是通识化和精英化教育的场所，而一个国家真正的一流学校，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对国家未来的去向负责，至少也要以改变行业格局为己任。这种使命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凝聚起来，成为他一代代毕业生自信心的来源——这种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内心，而非和更差者对比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陶醉。
而这一切，在目前的交通大学还难以看到。也许，是重新思考交大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胡垠08-07 05:26
是黑暗，但是这20万避免了另外200万甚至2000万的牺牲

孙鑫08-07 05:34
回复胡垠: 嗯，也许

陈迟08-08 01:14
回复孙鑫: 不是也许，是肯定。回复
========集中起来就这个问题的一些回复=======================
人命不是一样可以用多少来衡量好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说，这20万死掉可以避免另外2000万牺牲，所以这20万人的死去就是好事——在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这么说。无论这个比例多么悬殊，哪怕是一个人的牺牲换取一亿个人的存活，我们都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因为这涉及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具有绝对价值的问题。
所以如果只是进行某种客观的评价——尽管这是个悲剧，但更大的牺牲被避免了，基于一切已经发生、无法挽回的这个既成事实来评价，20万人的死去是有意义的，那我同意。
但是，如果我们把思维倒过来，说，这20万死得好，假设这样的情形可能再次发生，我们还应该以少换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高祖、斯大林等人的思维模式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于决策者来说，身居其位、拥有权力，伴随而来的责任之一就是保护人民不受伤害。面对冲来的火车如何扳道岔，是死一个还是死三个？这永远是对决策者智慧的终极考验。决策者首先要想的是，我如何可以把人都救出来——他可以因为能力有限，作出不得已的选择，牺牲一小部分人，然后用事后挽救弥补的方式换取大家的谅解，减轻事件的损害。但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死的人更少”来作为沾沾自喜和自我吹嘘的理由——因为无论死了多少人，这都是决策者需要背负的责任。
不过这是另一个point了。

然而，背负着这样的原罪，这个年轻男人始终无法全身而退，他被发配到了边疆地区，并在自己的档案中被“组织部”狠狠的记下了一笔——“此人终身不得重用”。

这个故事在我的记忆中萦绕了许多年，长辈一直用这个故事教训我说：见到类似的活动一直要绕路走开，否则，最后那张捐款单据上的名字就可能成为让你永不超生的枷锁——这个故事几乎成为了我世界观的一部分——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时，我时而絮絮叨叨，时而私下嘲笑，但是，我几乎决不以卵击石的和体制直接对抗。

然而，我心里一直没问出来的话是：爸爸妈妈，那么，他做的对吗？如果对，为什么我不能鼓起勇气，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这个道理，以前的我始终没能完全理解，直到我读过对中国犬儒主义的一些论述，直到一次又一次，我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试图引起大家一些关注和思考的举动被愤青、酱油党、相信祖国永远欣欣向荣的同龄人碰得一鼻子灰——仿佛我转载一篇公开发表的新闻就成为了愤青和捣乱者——我曾经很不理解，这难道不是客观发生的事情吗？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关注，难道我们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吗？——你会不会走在斑马线上？你有没有可能因为小区私人空间被非法侵占而走向信访办？你有没有可能喝一口三鹿奶粉？

我很少因为新闻中提到的一个个独立事件而愤怒，因为事件的解决需要耐心和理性。然而，一次又一次被木然的冷眼看得透心凉，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因为这种木然而感到哪怕一点点的焦虑和愤慨？

很多次过去，我才理解，让讳疾忌医的人们接受一点提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不要提大家一起努力，将世界原本不美好的地方做些改善。

所以经常会感到有些难过，有时也会劝自己顺从那些犬儒主义研究里提到的一些观点，譬如“公众生活充斥着腐败和谎言，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后极权主义时代里，犬儒主义者像是抱定了某种宗教信仰，他们绝不相信这个世界还会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什么，甚至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

只要可以舒适的生活，我有时甚至会愿意生活在哈维尔所描述的那种充满“新说法”的世界里面：“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持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甚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看许知远的文章，我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我看到一个类似余杰式的热血青年写下的文字从早年思绪激扬逐渐滑向平淡，最近的一些文章只是重复早有的立意、少有突破，甚至某些篇幅只是对某场公开讲座的文字整理——作风就像一个骗取稿费的三流文人。

直到看到今天这一篇，我才又被他的热情感动。在这篇文章里，许知远对他的朋友做出了毫不保留的声援，过去很久一段时间里他只是絮絮叨叨的暗示大家看那个皇帝，而这次，他却响亮的喊出了“他没穿衣服”的口号。

而这，也是我重新鼓起勇气，来向你推荐的原因，在你读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和你分享他感情最为真挚的一段文字，希望，你也能有哪怕一丝的感动，这一丝的感动，就是未来的希望：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 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许知远原文见《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