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本文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28日社论

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台上：
媒体们在“只能跳交谊舞的房间”里偷偷换上芭蕾舞服。这是千把年前白居易用“汉皇”影射玄宗时就开始上演的一场充满了无奈的苦情戏。
左派们认认真真的把一切观点都重构成言论封锁正常无比，如是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这是一场无厘头的滑稽戏。
右派们顺杆爬，立刻高叫着恢复饭否召回嘀咕，又打出言论自由民主之光的大旗。这是一场貌似正剧的演义戏。

台下：
包厢里的贵客，时而颔首称道要求加戏码，时而皴眉摇头继续观望，时而指指点点威胁秋后算账，时而暴跳如雷要求立刻散场。
普通席的观众，动辄群情激昂、垂首抹泪、高呼口号、奋力鼓掌。

啥时候，我们周围的世界能真实一点，不要那么像场戏呢？

那天在飞机上翻开一本《北大往事》，这本小书出自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北大精神”的孔庆东之手。恰好同座的另一名女士从北大毕业，我翻阅它的行为让对方误以为我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北大沙文主义”的实在冲击。对话时我底气相当不足，就像见到了老贵族的暴发户，最多只懂得炫耀自己财富多少，排名怎样靠前——这在一群暴发户的聚会中是最闪亮的身份标签，然而面对一间更有传统的学校，这种炫耀无济于事，还会引发对方一阵暗暗的鄙薄。于是我避免和她进行任何关于近年来各间大学发展如何迅猛的讨论，只是聊了聊彼此学校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蕴含着的个性与传统——那种真正区分彼此的特征，而非《美妙新世界》中描写的上千个贝塔等级试管婴儿相同的长相。
其实，一直以来都想给交大写点什么，但是因为阅历限制，我始终无法想清楚一间大学的存在对它培养出的个体、或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迟迟都没有动笔。这是那天对话的整理，包含着我的一点思考，仍然浅薄，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不能不说盛宣怀
一百一十四年前，甲午战争在双方交战八个月之后以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而告终。两个月后，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日本这个在文化上几乎仰赖中国鼻息成长了两千年，被多数中国人蔑称为倭国的岛屿国家，就冷血的将自己的老师屠戮的片甲不留。条约签署者李鸿章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朝廷面对公众愤怒时的替罪羊，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而此时，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盛宣怀刚刚年逾半百。作为一位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替李鸿章打理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全国电报网络的精明官僚，他自然而然的成为李鸿章洋务理想的最佳继承人。
然而十九世纪末这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战争必定会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更何况是遭受了最大挫折的洋务派——他们此前三十年都一直坚信西方的船坚炮利可以挽救这个浑身伤病的古老帝国，而悲惨的现实则逼迫他们给出新的答案。
行事一向谨慎低调的盛宣怀用踏实做事而非引发激烈讨论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盛宣怀向皇帝表达政见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在它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盛宣怀指出，自强图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而其中，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份奏折里，他不动声色的提出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培养政治、理财、外交、法律等“政学”人才，以和北方的天津西学学堂培养工矿“艺学”人才遥相呼应，以图“收效……十年之后”。
这就是交通大学的发端了，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四年后，1901年的春天，南洋公学更是开设了“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交通大学第一代的著名校友就出自这一班教师和学子——譬如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撰写过“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和后来以兼收并蓄的自由之风缔造了让几代中国学子追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蔡元培。
那就是交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在这一代人的培养过程中，盛宣怀的影子始终穿插其中，在他一生所上的几百次奏折中，有二十几次是为办学所上的专折。而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为国家储备自强图存的经国之才而建立，所以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格外青睐。他亲任南洋公学的督办，一手促成师范院的建立，甚至在办学之初，他还亲自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启示，并在自己的府邸中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以确保进入学校的每名生员都是勤奋努力聪颖敦厚的可造之才——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培育国家栋梁之材的愿景。
而今，恐怕除了校史馆的守门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清晰的描述交大建立时为国储材的初衷，以及盛宣怀对于这所学校的寄望了。

2. 工学名校
这似乎是交大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1920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四校合一，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
交大最出名的一批校友都毕业于1920年的合校前后到内战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这也是交通大学为之骄傲的资本所在：从最早的茅以升到三十年代毕业的钱学森，再到后来的王安、杨嘉墀、吴文俊。这每一个名字都极为闪亮，他们身上具有的品格也凝结成交通大学在确立为工科学校之后的立身之本——那就是认真严谨。
单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应该说交大人是有自豪资本的——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茅以升负笈美国为发端，到第五个十年里的内战爆发，交通大学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当之无愧的“东方MIT”头衔傲视整个东亚的同类大学。相比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就让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近一个世纪中怀念不已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拥有着更加低调漫长的脚踏实地却独善其身的辉煌——这大概也是工程师性格的最佳体现。
这三十年中的故事几乎每个交大毕业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候，交通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拥有博士头衔，并且毕业自欧美名校；校方对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因此能够合格毕业的学生大多极为优秀——就连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吸引到永远端庄美丽的尹雪艳的，不也是新到台北的实业巨子，交大毕业生徐壮图么？甚至，他的学生茅以升在去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入学试成绩极为出色，卡校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毕业生免试入学；因为抗战原因未带交大毕业证就赶到美国的王安在刚到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交通大学的名头，也立即破格录取。
这恐怕是所有近年从交大毕业的学生最好的意淫对象了，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始终没有看清，能对那三十年里的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闪闪发光的原因作出最好诠释的，其实是钱学森那张静静躺在校史馆陈列柜里的考卷。在那张考卷上，青年钱学森的字迹干净整齐——然而因为疏忽，他忘记了给答案的单位加上括号，随后钱学森亲自找到教授，给自己几乎完美的考卷减去了几分。

3.交通大学，我将如何来爱你
我知道你大概想说钱学森这么做一定是疯了，至少，这种行为有严重的沽名钓誉嫌疑。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交通大学让人感到担忧的原因。有什么比丢失自己的身份更加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在这里，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却被她的后人们认为是愚蠢或是虚伪的表现——在这点上，交通大学不像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老百姓说“北大出疯子”，在那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尽管在上一轮教育检查中，北大校方迫于压力，自我阉割了最具有北大特色的具象化象征三角地。
但在这里，交通大学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却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水土流失——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建立综合大学的一窝蜂行动中，试图迅速提高排名、摆脱“工科院校”头衔的交通大学似乎在潜意识里更加排挤工程师味道十足的“严密严谨”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一所大学失去了她的灵魂，她还会剩下些什么？是位于上海南郊挤满了五千亩面积的价值不菲的大楼和硬件设施吗？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六百亩价值不菲的地产吗？是每年从中央和上海地方拿到的，对排名前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18亿拨款吗？
如果一所大学的一切都可以用物质价格来衡量的话，那她和一间公司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她连创造了BCG矩阵、推广了SWOT分析法的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咨询公司都不如——至少后者还在不断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树立着引人注目的商业社会价值标杆。她只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车间，只有在那里，一切才都是用物质进行衡量的。
不是吗？数一数我们近二十几年来仅有的一些骄傲吧：沈南鹏、杨元庆，似乎再也没有更为响亮的名字出现了。然而他们两个，一位是接受了美国MBA那种敢拼敢杀的训练，另一个则是在更为学究气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似乎也更喜欢科大毕业的这个标签。
在香港，我认识了一个并非本港一流大学毕业，却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顿、耶鲁、纽约、芝加哥等九所顶级大学经济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他对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毕业生应该是留在高校中研究学术；第二流的则是去做政府智囊；第三流的则是去华尔街呼风唤雨；那些进入行业，为资本家卖命的学者，根本不入流”。
不觉得这个本港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和我们这间自诩为中国一流大学创造出的毕业生有些不一样吗？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里，更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往往是每年有几个人进入了麦肯锡或是中金，而这种沾沾自喜还不仅仅来自于一种充满信心的自我肯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同城的复旦大学进行的虚妄对比——如果战胜复旦，则一片欢呼雀跃；如果被复旦击败，就要么酸溜溜的咬牙切齿，要么垂头丧气一片死寂。甚至，她的领导在官方会议上也以此标榜自己的政绩——本应改造整个社会格局、引领社会风向的高校，正在用外界摇摆不定的指标作为自己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居然还试图以此佐证自己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又近了几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间高校的志向和口头上的崇高目标充满了怀疑。
法乎其上，取乎其中；法乎其中，取乎其下。如果一所高校实际上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霸占某个地域的就业位置，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必将不可避免的滑向庸俗和迷失自我。
一个学校的兴衰，从来都是通过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和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校友聊天，席间他说起来自己追求女生的一个诀窍——在句尾加上一句“我是工科毕业的，你知道我们工科人从来都是用事实说话”。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看来这还真的不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小伎俩。可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身份真的只剩下这样一丁点作用了吗？
看来是的——因为只有缺乏内在价值的时候，他的学生才会不断从外部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自豪感的精神来源。有时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点精神资源不惜进行手足相残，同属一脉的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大型校庆，双方在民间都要打的不可开交——一个宣称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另一个则庸俗的套用梅贻琦的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证明在50年代分校后，占有了更多老教授的才是名门正派。他们就像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样，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宣称自己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嫡亲。然而这些家产却随着时间不断风化消失掉了。甚至，这种无谓的争端最终还要通过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了短短一年的政治人物才能作出最终判决。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内报写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的一句体己话：‘我就是徐家汇这个交大出来的’，曾经令多少交大人热泪盈眶”，上海交大激动的拆去了徐汇校区的毛泽东铜像，换上了新总书记的题字碑——仿佛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锤定音才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真正的荣誉是不会被夺走的，它只会由于自己的堕落以及掩饰堕落的行为而不断被侵蚀。三年前轰动一时的汉芯事件，让这间试图重新崛起的大学蒙受了声誉上的巨大损失。我原本期望这会成为重建交大严谨风格的一次契机，然而事件接下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沮丧：上位的领导们极为低调的处理这起事件——在这个涉及上亿投资的学术诈骗事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而她的在校生们也希望这起严重事故被彻底封杀，以免自己未来的名声受到玷污——在面对来自其他学校的嘲笑时，学生们会用群起攻之代替理性思考，用“你们屁股也不干净”或是“社会大环境引诱造假”这样笨拙的逻辑回击哪怕是合理的指责。
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个事件被封杀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愿负责的体制内，为了避免过多应该负上责任的决策者受到牵连，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大事化小的做法。只是，这种封上伤口的举动只是一种粉饰太平，如果不能治好病灶，一起事件留下的伤口就会在内部不断溃烂，最终在精神层面上拖垮一间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学。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滑坡则是任何金钱投资都无法弥补的伤痕。恐怕过不了几年，交通大学就会沦落为一间毫无个性，只是有更多金钱盖大楼、聘请高产论文写手和项目带头大哥的庸俗学校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所大学应该是通识化和精英化教育的场所，而一个国家真正的一流学校，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对国家未来的去向负责，至少也要以改变行业格局为己任。这种使命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凝聚起来，成为他一代代毕业生自信心的来源——这种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内心，而非和更差者对比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陶醉。
而这一切，在目前的交通大学还难以看到。也许，是重新思考交大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孙鑫
09-08-06 12:20
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Bless all in a peaceful world

胡垠08-07 05:26
是黑暗，但是这20万避免了另外200万甚至2000万的牺牲

孙鑫08-07 05:34
回复胡垠: 嗯，也许

陈迟08-08 01:14
回复孙鑫: 不是也许，是肯定。回复
========集中起来就这个问题的一些回复=======================
人命不是一样可以用多少来衡量好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说，这20万死掉可以避免另外2000万牺牲，所以这20万人的死去就是好事——在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这么说。无论这个比例多么悬殊，哪怕是一个人的牺牲换取一亿个人的存活，我们都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因为这涉及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具有绝对价值的问题。
所以如果只是进行某种客观的评价——尽管这是个悲剧，但更大的牺牲被避免了，基于一切已经发生、无法挽回的这个既成事实来评价，20万人的死去是有意义的，那我同意。
但是，如果我们把思维倒过来，说，这20万死得好，假设这样的情形可能再次发生，我们还应该以少换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高祖、斯大林等人的思维模式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于决策者来说，身居其位、拥有权力，伴随而来的责任之一就是保护人民不受伤害。面对冲来的火车如何扳道岔，是死一个还是死三个？这永远是对决策者智慧的终极考验。决策者首先要想的是，我如何可以把人都救出来——他可以因为能力有限，作出不得已的选择，牺牲一小部分人，然后用事后挽救弥补的方式换取大家的谅解，减轻事件的损害。但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死的人更少”来作为沾沾自喜和自我吹嘘的理由——因为无论死了多少人，这都是决策者需要背负的责任。
不过这是另一个point了。

有这样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一个年轻男子，因为诚挚的信任当年在中国心脏发生的那场事件里，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促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祖国。因此他热心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在那个令人压抑的夏天过去以后，这几乎成为了盘旋他前半生的梦魇——在体制尚能不留余地主宰一切的最后几年里，他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在朋友的提醒下，他手抄了无数份相同的交代材料，声称自己是受到了一小撮的蛊惑，才最终逃过牢狱之灾。

然而，背负着这样的原罪，这个年轻男人始终无法全身而退，他被发配到了边疆地区，并在自己的档案中被“组织部”狠狠的记下了一笔——“此人终身不得重用”。

这个故事在我的记忆中萦绕了许多年，长辈一直用这个故事教训我说：见到类似的活动一直要绕路走开，否则，最后那张捐款单据上的名字就可能成为让你永不超生的枷锁——这个故事几乎成为了我世界观的一部分——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时，我时而絮絮叨叨，时而私下嘲笑，但是，我几乎决不以卵击石的和体制直接对抗。

然而，我心里一直没问出来的话是：爸爸妈妈，那么，他做的对吗？如果对，为什么我不能鼓起勇气，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这个道理，以前的我始终没能完全理解，直到我读过对中国犬儒主义的一些论述，直到一次又一次，我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试图引起大家一些关注和思考的举动被愤青、酱油党、相信祖国永远欣欣向荣的同龄人碰得一鼻子灰——仿佛我转载一篇公开发表的新闻就成为了愤青和捣乱者——我曾经很不理解，这难道不是客观发生的事情吗？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关注，难道我们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吗？——你会不会走在斑马线上？你有没有可能因为小区私人空间被非法侵占而走向信访办？你有没有可能喝一口三鹿奶粉？

我很少因为新闻中提到的一个个独立事件而愤怒，因为事件的解决需要耐心和理性。然而，一次又一次被木然的冷眼看得透心凉，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因为这种木然而感到哪怕一点点的焦虑和愤慨？

很多次过去，我才理解，让讳疾忌医的人们接受一点提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不要提大家一起努力，将世界原本不美好的地方做些改善。

所以经常会感到有些难过，有时也会劝自己顺从那些犬儒主义研究里提到的一些观点，譬如“公众生活充斥着腐败和谎言，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后极权主义时代里，犬儒主义者像是抱定了某种宗教信仰，他们绝不相信这个世界还会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什么，甚至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

只要可以舒适的生活，我有时甚至会愿意生活在哈维尔所描述的那种充满“新说法”的世界里面：“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持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甚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看许知远的文章，我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我看到一个类似余杰式的热血青年写下的文字从早年思绪激扬逐渐滑向平淡，最近的一些文章只是重复早有的立意、少有突破，甚至某些篇幅只是对某场公开讲座的文字整理——作风就像一个骗取稿费的三流文人。

直到看到今天这一篇，我才又被他的热情感动。在这篇文章里，许知远对他的朋友做出了毫不保留的声援，过去很久一段时间里他只是絮絮叨叨的暗示大家看那个皇帝，而这次，他却响亮的喊出了“他没穿衣服”的口号。

而这，也是我重新鼓起勇气，来向你推荐的原因，在你读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和你分享他感情最为真挚的一段文字，希望，你也能有哪怕一丝的感动，这一丝的感动，就是未来的希望：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 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许知远原文见《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