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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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 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 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甚至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 ——我还没有看透一切，我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我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 “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是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的。有如此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车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说到底，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了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实上你应该恭喜自己重新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你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你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不过，价值选股准则严重不适用于乱象横生市盈率爆掉的A股，更不用提创业板中小板了——按格雷厄姆的标准估计整个市场都找不出一支股票可以买。。。

“瑞简化了本的十条标准，在经营中，他们将购买具有如下特征的股票：

·收益率不低于AAA 级公司债券平均水平的两倍；
·红利回报不低于AAA 级公司债券平均水平的2/3；
·价格不高于有形资产账面价值的2/3（笔记：极低的市账率意味着即使清算，也不至于损失过大）
此外，该公司还必须通过财务健全性检验。只有符合以下三点中任意两点（或全部）的公司才可以购买：

·流动比率不低于2；（笔记：在格雷厄姆那个年代，大量公司都是和制造业相关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仔细的考察流 动资产构成是更有必要的——比方存货在整个流动资产中的比例、货币资产的构成和比例、对于某些被怀疑不是很诚实的公司，比方说1387，甚至观察它年终资 产负债表和季度报表间的流动资产结构差异也是有必要的，以防年终报表的粉饰效应出现）
·负债总额小于有形资产净值；或者换句话说，负债不高于公司价值。（笔记：格雷厄姆一直偏好于那些清算后的股票净值仍然超过股价的公司，在有了google筛选器这个强大的工具之后，配合公司报表，这项工作可以比过去的效率高无数倍）
·负债总额不超过流动资产净值的2 倍，

该基金也应用一些本长期坚持的思想：

·保持基金的协调性，至少有25％的投资用于美国政府债券；如果满足标准的股票很少，持有的政府债券比例还可以更高；
·保持资产的高度多样化。它一开始就持有170 种不同的股票。
·股票的利润达到50％—100％时必须卖掉，或者在两年之内达不到50％，就算亏本也要卖掉。

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转自：中国艺术批评

（引言）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 “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 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 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 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 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 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 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 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 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 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 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 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 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 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三

虽然我刚刚说的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 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 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 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 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 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 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她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 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 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 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 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 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象上 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 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 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 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她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 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 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 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 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 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她们外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她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 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 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她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她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 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 错误的幻觉？他/她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 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 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她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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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与苹果无缘

作者：邱晨 来自：Neverland-离谱
我收藏Jobs的演讲，模仿他的KeyNotes制作PPT，以世人对他的剖析为模板去尽力理解和忍耐身边那些心理变态但又成就斐然的人。我跟踪每一条苹果的rumor，也关注每一场苹果宣讲会的现场，iPhone发布时我激动得都快哭了……但如果你以此判断我是个地道的苹果粉丝，那你就错了。

粉丝眼里的偶像，光芒总能盖过缺点，但我十分直白地受不了苹果的HFS（Hierarchical File System），也因此不愿意使用Mac机。同时，我灰常讨厌iTunes。请允许我分别说明原因。

HFS是Mac的文件系统，它的毛病简单说来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在Mac机上修改了一个文件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文件名中的一个字母，Mac都将把整个文件重写一遍，如果这个文件有500MB以上，你就等着硬盘吱吱响半天吧（我只是简单实验得出的结论，欢迎勘误）。Mac常为人称道的地方是整洁方便，很多文件都是打包的，不像Windows，DLL和ICO什么的散得到处都是。但HFS的坏处也恰恰体现于此——打包的诸多文件中有一个变动，整个文件包就要重写。

不能忍的是，Apple超喜欢打包，尤其喜欢给备份打包，最不能忍的是，它还很喜欢备份……这样说好了，iPhone在默认设置下，每修改一点点内容（比方说传了一个0.5MB的Application到iPhone上），它都会在执行修改之前备份整台iPhone上的内容。一台iPhone的存储容量是8G，装个半满也要4G，它备份起来又慢到不可思议（我经常想，那里面又没有钞票怎么它清点起来这么慢呢……）所以iPhone与iTunes之间的同步简直不是人用的东西。

而之前备受好评的Mac OSX Leopard 10.5上的Time Machine，实际上也是个鸡肋。它的原理简单到令人发指——就是一旦侦测到硬盘上的文件有改动，便把那个文件整个备份一次——不管你改的是文件名还是别的什么细枝末节的东西。Mac不是号称影音和设计功能强劲吗？我相信Mac用户会经常过手一些超大的文件。如果开着Time Machine，就等着硬盘在漫长的吱吱响中被撑暴吧。

iTunes讨厌的地方则在于其变态的同步规则——一台iPhone只能与不超过五台电脑同步，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同步之前要对电脑进行授权，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把iPhone插到一台已授权的新电脑上，“请问你要替换这台iPhone的资料库吗吗吗？”，然后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总而言之要特别小心，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

而且iTunes会在C盘的某个角落里生成大量作用不明的文件，包括每次的iPhone备份和历次的App更新，其中的绝大部分无法通过iTunes界面进行清理，其存放路径也匪夷所思的曲径通幽……这一点跟Windows一样蠢——一边往C盘里疯狂放文件一边提示“C盘空间不足将导致系统运行缓慢”。而由于iPod基本只用来装音乐，采用“手动管理”的方式，这个问题不突出。但它管理音乐的方式也很雷，尤其是那个只能导入不能导出的限制……虽然用第三方软件可以导出，但也平白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以上的话很有可能只是一个Windows用户由于不习惯而产生的抱怨，但是，我也整天收到“小白”们的疑问与抱怨，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用户习惯的问题。Leopard的新版就快发布了，Google的操作系统也浮出水面，但如无意外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升级Windows7。仍与苹果无缘呀……

来源：China SunLight|中国阳光信息

8月7日午夜当莫拉克台风在台湾花莲登陆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一场大灾难即将 发生，台湾中央气象局2天前发布的是轻度台风，第二天改成中度台风，虽有降雨警报，但是认为能为干旱的水库降水，没有提醒灾难降临。莫拉克登陆之后，立刻 在台湾中南部降下豪雨，虽然8月8日台风中心移出台湾，屏东和高雄地区降下创下世纪记录的豪雨，一些地方单日达到2000毫米。之后连绵几天的降雨，造成 了比50年前“八七水灾”更为严重的“八八水灾”。

徐挺耀是NGO组织台湾数位文化协会的负责人，住在台北，一直到8月 8日夜，才从东森电视台看到了中南部的灾情，甚为震惊。台湾政府并没有集中式的应对反应，他打电话给协会在台南的同事，了解到了地方政府在救灾中遇到的灾 情传递不准确的问题，而网络上各种求助消息却无法有效反应到救灾部门。徐感慨，“政府救灾力量，和受灾的网友，完全处于两个世界，而网络上过多无效信息， 也让人有资讯焦虑”。

于是他就利用协会的网站，搭建了莫拉克灾情网络中心，希望做一个政府救灾和网络求助的联系平台。因为他认识台南县长苏焕智，因此电话请求协会的台南同事进驻台南县灾害应变中心，苏县长同意后，第一个政府救灾和网络世界的联系就建立了。

在和台南县政府的合作中，徐挺耀琢磨出了标准作业程序（SOP），并逐步完善了网络平台功能。8月10日，在屏东县长曹启鸿的同意下，协会同事进驻 屏东灾害应变中心。13日白天，在高思博和张进服两位政务委员的帮助下，协会正式进驻台湾中央政府灾害应变中心，正式权威发布中央政府、屏东县、台南县的 各种救灾信息，同时用推特和噗浪（台湾的微博）聚合来自网络的各种灾情和求助信息。很多网友也建立了利用google map、推特、噗浪、PPT讨论版建立灾情网站，他们也互相合作、串联。

莫拉克台风灾情地图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莫拉克颱風災情地圖 http://bit.ly/KKDVh

可惜的是，虽然有“莫拉克灾情网络中心”这样连接政府和网友的努力，但在全台湾，似乎马英九政府还是要看电视台的Call-In节目、看媒体的报道 才知道哪里灾情最严重，没有全台统一、迅速的官方灾情通报管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摩擦不断。因此，马英九被抨击救灾不力、政治上打击很大，八八水灾也被 媒体形容为“台湾的卡特琳娜”。

对于媒体把马英九和李登辉在921大地震救灾对比，徐挺耀解释到，其实整个的作业程序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当时还是单向传播的电视媒体时代，只要电 视台一天反复播一次李登辉的讲话，民众就能认为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但在推特时代，无处不在、无刻不在的信息，让人有必须此刻被听到、并且立刻被回答的焦 虑。马英九，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政客，已经无法适应推特时代的民众政治需求了。在这个时代，一个普通的网友，却能起到昔日中央政府才能做到的上下整合灾情 的权威作用。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虽然最后的落脚点极轻，政治上也很正确，但是看到前面几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不禁想问：需要向王石道歉么？

王石在一年前站在风口浪尖上，因为他希望员工捐助10元人民币就足够了。这一言论招致了他手下员工的强烈反弹，被媒体放出之后，引起全社会的反弹，以至于万科董事会要出面澄清，王石最后掏出大把银子捐献不说，自己亲自带队前往四川援建，也未能平息天下滔滔之口。在轰轰烈烈的逼捐运动中，王石很不幸地被当作典型，拖出来游了街，示了众。

一年之后，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不知道当时热血上涌的逼捐狂们做何想？是不是有必要向王石道歉？

本期主题：一个月整480次反低俗会议有点过

乾隆皇帝对身旁的小李子说：［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朕。］小李子：［渣！］然后小李子就被砍了…——julianch

小姑娘们梦中都想找一匹白马，睁开眼发现满世界都是灰不溜秋的驴，悲痛欲绝后，只能从驴群中挑个身强力壮的，这样的驴就被命名为：经济适用男 。——duanzi

愤青就是那种见了村长屁都不敢放一个，却经常气壮山河地质疑奥巴马和其他人骂村长的那种鸟人。——出处不详

再醮（再婚）有再醮者，初夜交合，进而不觉也。问夫：“进去否？”曰：“进去矣。”妇遂颦蹩曰：“如此，我有些疼。”——knockoution

单位组织体检,护士说领导心率一直不正常,遂请主任医师复检，复查后，主任和蔼地对护士说:以后把胸前的扣子扣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duanzi

女：你有房么？男：没问题，我老舅有钱，他可以给我买房子。女：你有车么？男：没问题，这个我老舅也可以帮我买。女：你老舅的手机号是多少？——CCTV

有旅行者在西部偏远地区拍摄过当年红军流下的大标语口号，口号写得是通俗易懂：“你想吃粮不交租吗？你想上地主家小老婆的床吗？哪就跟我们当红军吧！”——specially007

睡他妈多少床才争到这么一角儿，拍出来还给总局毙了不让放。”一个女演员抱怨道。——r9sky

体贴的男友—男生带着女友散步，路过餐馆。女友赞叹道：“真香啊！”囊中羞涩的男生很绅士地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再从饭馆门前走一次。” ——Korchagin

夫妻参观农场。妻子问农场主公牛一周和母牛交配多少次，农场主说“一周7次! ”妻子对丈夫说“ 你看看人家! ”丈夫问农场主“请问公牛是固定和一头母牛一周搞7次吗？”农场主说“不是，每天换一头母牛”丈夫说“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ChromeosChina

数字军团和字母军团打了起来，数字头领0说:“1、3，你们组成B，潜入字母军团！”过了 一会，只见1、3两人头破血流地回来了，说:“头领！装B被发现了！”——baby_1224

某男头大且方，经常有人说他长的方头方脑。有一天他开车接老婆回家，路上遇到堵车，两人说起这事，老婆忍着笑安慰他说那是别人嫉妒他长的帅故意那样说的，他听了很舒服。又堵了一会，他打开车顶天窗，伸出头来看看。这时路边有个小孩指着他大声喊道：“快看，快看，汽车人要变形了！”——duanzi